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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我找到的是不切实际的办法。个性轻率，一个鲁莽先生，每当事情不顺我马上就会发疯，开始高声大叫起来。你才是那种对事情有主见的人，比我们其他人都更有条理。就是在以前你也对什么都爱动动脑筋，估计形势、做出结论什么的。对自己也很在意，满脑子里是稀奇古怪的东西，真是个敏感的男孩。不，这一点不像我。”

“是啊，为了做个好人，我们可是花了血本。”我说。

“对，做坏事对我来说是不可容忍的，绝对不可容忍。”杰里说道。

“现在容易些了?”

“不用担心，手术室使你成为绝不会出错的人了。就像写作一样。”

“写作使人常出错。你曾以为有的幻觉是对的，但实际上却是一种使你无法自拔的反常现象。还能是别的?作为一种病态，它并不完全毁掉你的生活。”

“你生活得怎样?住在哪里?我在哪里，在某本书的后面，读到过你和一位贵族住在英格兰。”

“我是住在英格兰，但没有什么贵族。”

“那么另外有谁?”

“没有谁。”

“不可能。为与你共进晚餐的人做点什么?”

“我不用晚餐。”

“现在是吧。分流术的智慧。但我的经验是：个人哲理的保质期只有大约两个星期。事物总在变。”

“看，这就是生活离我而去的地方。很少见到其他人。我住在马萨诸塞州西部一个小地方，那里到处是丘陵，我常与综合商店的小伙子和邮局的那位夫人交谈。那夫人是邮局的局长。就这些。”

“小镇叫什么?”

“你不会知道。在森林里。离一座叫雅典娜的大学城大约十英里。我刚开始时就在那里遇见一位著名的作家，没有谁还在意他，他的有关美德的看法已不适合现在的读者了，但在以前人们都敬重他。他现在像个隐士，离群索居的生活对年轻人来说太苛刻，他却坚持下来，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我现在要解决的。”

“什么问题?”

“某些问题从我的生活中溜走了，这就是问题。在商店里有红短袜，在邮局里有天气，就这些，这是我的社交话语。我们是否值得有那样的天气。当我来取邮件时，外面阳光灿烂，女局长对我说，‘我们不值得有这种天气。’毫无疑问。”

“女人呢?”

“完了。生活中没有晚餐，也没有女人。”

“你是谁，苏格拉底?我不这么认为。纯粹是个作家，一个老实巴交的作家，不是别的。”

“一直没有别的什么，我本来是可以为自己节省许多的花费，那就是为什么我总小心不沾上那狗屎。”

“‘狗屎’指什么?”

“我们相互间的印象，一层又一层的误解。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毫无用处，自以为是，完全是目中无人。我们只靠这些印象活下去。‘那是她，那是他，这是我。这就是后来发生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够了。你知道几个月前我见到谁了?你哥哥。他对你说过?”

“不，他没有。”

“他给我写信约我到纽约吃顿饭。信写得不错。我突然心血来潮，就开车去见他。他打算为你家老头写颂词。他在信中请我帮忙，我也想知道他的想法。他来信说想写点东西，这使我很惊讶。对你而言，他只是个哥哥，对我来说他依然是‘瑞典佬’。你永远无法摆脱这些家伙。我不得不去。但在餐桌上他根本没提颂词的事，我们只是寒暄了一番。就在一个叫做文森特酒店的地方。就这些。和从前一样，他看起来还不错。”

“他死了。”

“你哥哥死了?”

“星期三去世的。两天前举行的葬礼。在星期五。这就是为什么我到了泽西。看着大哥去世。”

“因为什么?怎么死的?”

“癌症。”

“但他已做过前列腺手术。他说已经取出来了。”

杰里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他还告诉了你什么?”

“他有点瘦，没别的。”

“还有别的。”

就这样，瑞典佬也走了。令门蒂·格里克吃惊的是，敢死队中已死掉一半，令我吃惊的是早在一年前使我成了“纯粹的作家”。伴随所有这些让人愈加孤独的损失，一切的消失，每个人都走掉，我也被层层剥落，成为一个日渐衰老，所有的能力只为着单一的、始终不渝的目标的人。一个不管是否喜欢都只在字里行间寻求慰藉的人，却尽力从事所有那些事情中最惊人的事业：完成描写战争期间威夸依克地区不可战胜的英雄、我们社区的护身符、带着传奇色彩的瑞典佬。

我问道，“我见到他时，他知道自己的麻烦吗?”

“他有他的希望，但他肯定知道。转移了，蔓延到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