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7/13页）

“当然也有人背叛是因为别无选择。我读过一个俄罗斯科学家写的一本书，他在斯大林统治的年代向秘密警察出卖了他最好的朋友。他受到严讯，恐怖的肉体折磨持续了六个月——到了某个程度，他说，‘哎，我再抗拒不下去了，告诉我你们想要什么吧。随便你们给我什么我都签。’

“他们要他签什么他都签了。他自己被判了终身监禁。不能假释。十四年以后，六十年代，形势变了，他被放出来，写了这本书。他说他出卖最好的朋友有两个原因：因为他抗不住那些拷问，还因为他知道这无关紧要了，审讯的结果已经定好了。他说什么或不说什么都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他不说，另一个受拷问的人也会说。他知道他到最后还热爱的那位朋友会鄙弃他，可是在残暴的拷问下正常的人无法抵拒。英雄主义在人里头是例外的。过着正常生活的人，每天作两万个小妥协，没经过训练，突然间要毫无妥协了，他做不到，更不用说顶住酷刑了。

“有的人要他们软弱下来需要拷打六个月。有的人开始就有优势：他们已经软弱下来了。这些人只知道如何屈服让步。对这样的人，你只需说，‘做吧，’他们就做了。来得太快，他们都不知道这是背叛。因为他们做的是别人要他们做的，似乎就说得过去了。到陷进去的时候就太晚了：他们已经背叛了。

“不久前报上有篇文章，说东德有个人告发他妻子达二十年。柏林墙推倒后，他们在东德秘密警察的档案里发现了有关他的文件。妻子有专业身份，警察想跟踪调查她，丈夫就是告密者。她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在他们打开档案后她才发现。持续了二十年。他们有孩子，有姻亲，开宴会，付账单，做过手术，做爱，不做爱，夏天到海边，在海里游泳，而这期间他一直在告密。他是律师。聪明，博览群书，甚至还写诗。他们给他一个代号，他签了协议，和一个长官每周会面，不在警局，而是在一所专门的公寓，私人公寓。他们告诉他，‘你是律师，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他就软弱下来了，就签了。他要赡养他父亲。他父亲有重病，浑身无力。他们告诉他如果他帮他们，他们就会好好照顾他父亲，他爱他父亲。这样也可行。你父亲病了，或者是你母亲，或是姐姐，他们要你帮忙，你心里是把生病的父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的，因此你就有了背叛的理由，签下了协议。

“在我看来，战后十年——即1946年至1956年——在美国，显著犯下的个人背叛行为超过我国历史上任何其他阶段。伊夫·弗雷姆做下的这桩下流事是有典型性的，那些年人们做过不少下流事，要么是不得不做，要么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得不做。伊夫的行为很符合那年代通常的告密行为。这个国家在此之前何时有过如此不指责而且还奖赏背叛的时候?那些年比比皆是，可以违犯，允许违犯，任何美国人都可以。不但背叛的愉快取代了禁律，而且你不需放弃道德地位就可以违犯。显示爱国心而去背叛的同时还保留了贞洁——同时你感到一种满足，接近了性欲上的满足，其中模模糊糊的有愉快有软弱，有侵犯有羞耻：这是来自暗中破坏的乐趣。暗中损害你心爱的人。暗中破坏你的对手。暗中破坏朋友。背叛正属于这同一类荒谬，不正当，零碎无条理的乐趣。这类乐趣有趣味，可操纵他人，是秘密的，其中大有引人之处。

“甚至有人脑力超常，竟会玩背叛的游戏，只为背叛自身。丝毫不图私利。纯粹为了自我娱乐。柯尔律治形容埃古出卖奥赛罗是‘没有动机的恶毒行为’，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然而，一般说来，总有个动机来挑起邪恶的力量，引发出恶毒。

“唯一的障碍是在冷战的高峰岁月，向当权机构告发某人是苏联间谍可能直接就把他送上了电椅。毕竟伊夫不是向联邦调查局告发艾拉是个坏丈夫，和他的按摩师性交。背叛是生活中不可回避的组成部分——谁不会背叛呢?——但是在1951年，把最丑恶的公共背叛行为与其他背叛形式混淆起来就不太妙了。叛国不像通奸，它是死罪，因此，胡乱夸大事实，草率不准确的行为，错误的指控，甚至似乎很文明地只是说出同谋的名字——结果都会是可怕的，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的苏联同盟背叛了我们，滞留在东欧，爆炸了原子弹，全都有道德藉口。

“谎言。到处都是谎言。把事实译成谎言。把一个谎言译成另一个谎言。人在说谎上头显示的能力。那种技巧。谨慎估量形势，然后声音平静脸上不带表情地说出最有成效的谎言。他们若哪回说出了甚至是一部分的真相，十回里也有九回是为了谎言。内森，我从没有机会以这样的方式对人讲这个故事，而且是如此详尽。我从前从没讲过，以后也不会再讲起。我想讲个彻底痛快。讲到最末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