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11/15页）

我在芝加哥的第三年，感恩节放假时带了一个女孩回家。她是个温柔的女孩，有礼貌，又聪明，我记得父母亲都愉快地和她交谈。一天晚上，母亲在客厅招待姨妈，她刚和我们吃过晚饭，父亲和我以及那个女孩出去到街角的杂货店，我们三人一起坐在小隔间里吃冰淇淋圣代。有一刻我去柜台那边买一种管状的剃须膏，回到桌上的时候，看到父亲对那女孩倾着身子。他握着她的手，我听到他对她说，“内森十六岁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他。十六岁，他离开了我们。”他的意思是说我离开了他。几年以后他对我的妻子们用同样的语汇。“十六岁，他离开了我们。”他的意思是说所有我人生中的错误都源自那次突然的离去。

他说的对。若不是我的过错，我会仍旧待在家中坐在门前的台阶上。

大约两周以后，艾拉尽了他的所能讲出真话。一个周六，他来纽瓦克看望哥哥，我和他在市中心碰头吃午饭，在市政厅附近一处烧烤酒吧。在那里，花七十五美分——对艾拉是“六个角子”——就能吃上炭烧牛排三明治，配菜有烤洋葱、酸菜、家做的薯片、酸卷心菜丝和番茄酱。甜点我们每人叫了一份苹果派，配一片韧韧的美式奶酪，艾拉介绍给我这种组合，我以为这就是在“烧烤酒吧”里男子汉吃饼的方法吧。

然后艾拉打开他带的一个包，递给我一张唱片，名字叫做“苏联军队合唱团和乐队精选集”。指挥鲍里斯·亚历山德罗夫。男低音阿尔图尔·埃森和亚历克西·谢尔盖耶夫，高音尼古拉·阿布拉莫夫。唱片封面是一幅指挥、乐队和合唱团的合影（“照片提供，‘苏联图片社’”），约两百人，都身着俄罗斯军服，在宏伟的大理石人民大厅内演奏。俄罗斯劳动人民的大厅。

“听过他们的音乐吗?”

“从来没有，”我说。

“拿回去听听，给你的。”

“谢谢，艾拉。太棒了。”

可是讨厌了。我怎么能把这张唱片带回家，而且在家里怎么能听呢?

午饭后我没有搭艾拉的车回家，我告诉他说我得到公共图书馆去，华盛顿街上的主分馆，去写一份历史作业。在酒吧外我再次谢谢他的午餐和礼物，他上了他的两用车，开回勒海道上的默里家，我沿布罗德街向军事公园和主图书馆方向走去。我走过市场街，一直走到公园，仿佛目的地是图书馆，但是接着，我没有在雷克特街左转，而是疾步转向右边，沿河边向回走到了宾夕法尼亚车站。

我要车站里一家卖报的给我换一美元硬币。我拿着四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走到存物区，把其中一枚塞进最小的锁柜的入币口里，把唱片塞进了柜子。砰地一下关上门，柜门钥匙随便往裤子口袋里一放，然后去了图书馆，在那里我无事可做，只在阅览室坐了几个小时，操心该把钥匙藏在哪里为好。

父亲整个周末都在家，不过星期一他就回办公室去了，周一下午母亲去欧文顿看望她的姐姐，于是上完最后一堂课后，我跳上学校对面的十四路公共汽车，坐到终点宾州车站，从柜子里取出唱片，放入那天早上我折起来夹在笔记本里带到学校的班贝格的购物袋。回到家，我把唱片藏在地下室一个没有窗子的小杂物仓里，母亲把我们那套逾越节餐具装在食品盒中放在那里的。到了春天，逾越节那周，她取餐具出来给我们用的时候，我就得另找一处地方来藏，不过暂时是将这唱片爆发的可能解除了。

我上了大学以后才在唱盘机上放了这张唱片，而到那时，我和艾拉已经逐渐疏远了。这并不意味着我听到苏联军队合唱团唱起《等待你的战士》、《献给军人的歌》以及《战士再见》时——对了，还有《伐木者之歌》——就不会再唤起我心中对全世界劳动人民平等公正的憧憬。在寝室里，我自豪我有勇气没把唱片丢弃——即便我还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领会艾拉给我唱片时要告诉我的：“是，我是共产党。我当然是共产党。但不是坏的共产党，不是杀害了马萨里克或任何其他人的共产党。我是一名热爱人民，热爱这些歌曲的出色的至诚的共产党员！”

“第二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我问默里。“为什么艾拉那天到纽瓦克来了?”

“哦，那天早上，艾拉睡得很迟。他和伊夫谈堕胎的事直谈到四点，早上十点左右，他还在熟睡，听到楼下有人叫嚷醒了过来。他在西十一街上二楼的主卧房，声音自楼梯脚传来。是西尔菲德……

“我有没有说过激怒艾拉的第一桩事是西尔菲德跟伊夫说她不来参加他们的婚礼?伊夫告诉艾拉说西尔菲德在和一个长笛演奏者做某个节目，婚礼在星期天，另一个女孩只有那天才可以排练。他自己并不特别在意西尔菲德来不来婚礼，但是伊夫在意，她因为这个哭了，很心烦意乱，这就让他心烦了。她不断给她女儿伤害她的方法和力量——然后她被伤害，但这是他第一次目睹，他气坏了。‘她母亲的婚礼，’艾拉说。‘如果她母亲希望她来她怎么能不来参加母亲的婚礼呢?跟她说她要来。别问她——跟她说！’‘我不能跟她说，’伊夫说，‘这是她的职业生涯，她的音乐——’‘好吧，我来跟她说，’艾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