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9/15页）

“你是谁啊，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吗?你干吗这么大惊小怪的?”

“因为在我眼里，你是个大事。他纽约的电话是多少?”

“你不能问他问题。问什么?”

“身为美国人你不是有权利来购买阅读《每日工人报》吗?身为美国人我也有权利来问任何人我想问的任何事情。如果他不想回答我，那是他的权利。”

“那如果他不想回答，他该怎么做呢，照第五修正案做吗?”

“不。他可以让我去跳湖。我只是解释给你听：在美国我们是这样处理事情的。我不会说在苏联在有秘密警察的情况下你能这么干，可是在这里，你要其他公民不干涉你的信仰，通常你只需如此去做。”

“他们就没干涉你吗?”我尖刻地问。“戴斯议员不干涉你吗?兰金议员不干涉你吗?也许你该解释给他们听。”

我只好坐着——他跟我说我必须坐着——听他打电话，他在电话上让艾拉到他的办公室去谈一谈。铁林和伊夫·弗雷姆是外界到过朱克曼家里的最著名的人物，然而父亲的语调清楚说明他一点也不为之所难。

“他说了好?”父亲挂上电话后我问。

“他说如果内森去的话他也去。你要去。”

“哦，不，我不去。”

“去，”父亲说，“你要去。如果你想要我哪怕仅是开始考虑考虑让你去那里住的话你就要去。你怕什么呢，怕公开讨论思想吗?这是把民主付诸实践啊。下周三，放学以后，三点半，在我办公室。你准时来吧，儿子。”

我怕什么呢?怕父亲发火。怕艾拉的脾气。如果艾拉因为父亲攻击他就像他对巴茨那样抓起父亲，扛到韦夸希克公园的湖边把他丢进湖中怎么办?如果发生争斗，如果艾拉打出致命一拳……

父亲的手足病诊所在霍桑道尽头一处住着三户人家的房子的底楼，朴素的住宅，位于我们这区破败的那一片的边缘，该整修一下了，其余邻近的地方平常呆板。我到的早，觉得胃里难受极了。艾拉三点半准时到，神情严肃，一点也没有生气的样子（迄今为止）。父亲让他坐下。

“林戈尔德先生，我的儿子内森不是一般的男孩。他是长子，好学生，我相信他比同龄人超前成熟些。我们很以他为骄傲。我想尽我可能给他一切的自由。我尽量不像有的父亲去妨碍他。但是正因为我恰巧真的认为对于他一切都是可能的，所以我不想他出任何事。如果这孩子出了什么事……”

父亲的声音沙哑了，突然停下不说。我怕艾拉要笑话他，像嘲笑戈尔茨坦那样嘲笑他。我知道父亲的哽咽不只是为了我和我的前途，还为了他的两个弟弟，他那个贫困大家庭中首位目标定为上真正的大学作真正医生的家庭成员，都在不到二十岁时死于疾病。我们家餐厅的餐柜上并肩搁着两个相框，里面是他们的画像。我该给艾拉说说萨姆和悉尼的，我想。

“虽然我不想，林戈尔德先生，但我必须问你一个问题。我不认为别人的信仰——宗教方面，政治还是其他的——与我相关。我尊重你的私生活。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在这里无论说过什么都不会传出这房间。但是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想让儿子知道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不关心过去。我关心当前。我必须告诉你，早在罗斯福之前，我曾如此反感这个国家的现状，这个国家的反犹太反黑人的偏见，共和党对不成功的人的鄙视和大企业的贪得无厌榨干了这个国家的人民，以至有一天，就在纽瓦克这里——这会让我的儿子震惊，他以为他的父亲一辈子都是民主党人，佛朗哥右派——然而，有一天……嗯，内森，”他说，现在是看着我，“他们有总部——你知道罗伯特·特里特酒店在哪里吧?就沿街而下。楼上。公园路三十八号。他们在那里有办公室。一个是共产党的办公室。我甚至根本就没跟你母亲说过。她会杀了我。那时她是我的女朋友——那一定是1930年。这样，有一次，一天，我发火了。发生了一件事。我都不再记得是什么事了，但我在报上读到了什么，我记得我跑到那里，没人在。门锁着。他们去吃午饭了。我把门把手晃得直响。我距共产党如此之近。我晃着门，说，‘放我进来。’你不知道吧，儿子?”

“不知道，”我说。

“那么现在你知道了。幸运的是，那扇门锁着。下一轮选举罗斯福做了总统，曾让我跑到共产党办公室去的那种资本主义开始彻底革新，像那样的事这个国家还从没经历过。一个伟人从资本家手中拯救了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从共产主义处挽救了像我这样的爱国人民。我来告诉你让我震动的一件事吧——马萨里克之死。林戈尔德先生，那件事是不是一样困扰着你，如同它困扰着我?自从我第一次听到捷克马萨里克的名字和他为他的人民所做的事，我就一直钦佩他。一直把他看作捷克的罗斯福。我不知该如何解释他被谋杀。你知道吗，林戈尔德先生?我为之困惑。我不能相信共产党会杀死那样一个人。但是他们做了……先生，我不想起头开始一场政治辩论。我要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回答，这样我和儿子就知道我们的立场。你是不是一名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