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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状况便是如此。你就在笑声与哭泣之间来回摆荡。在你所表露出来薄薄一层对生命的狂热喜悦下面，总是潜藏着忧伤。我自己的情形也一样。不过我认为你的忧伤比我来得更加深切，你的热情和欣悦也更加真诚。

现在再回到“红莓女”。我无意否认她的存在，而且当时我的的确确完全崩溃了。她们二人相似的程度实在高得吓人。可是她怎么会有办法跟踪我们呢？

不久前当我的双手颤抖之际，其实是我自己的人生在颤抖。三十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如今等到我们重新在同一个地方漫步的时候，我突然再清晰也不过地惊觉着，真正年轻的时候是何模样，以及从前的我们又是何模样。当年就在山坡上的桦树林内出了事，而那个该受诅咒的东西骤然将我俩撕裂开来，使我们远离了彼此。

那天我拉住你的手，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即将再度经过同一座桦树林的缘故。我回忆起它在许多年前给我们带来的慌乱。此外我也记得昔日我们有多么胆战心惊，而且我不否认，当天自己又重新感到一阵不寒而栗。但这并非担心又要见到鬼怪才出现的畏惧。其实畏惧也能够来自害怕无法摆脱自身的疯狂——或者别人的疯狂。畏惧就跟疯狂一样，也可以具有传染性。

自从发生那个事件以后，你就变得再也不是你自己。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有时我甚至害怕跟你待在同一个房间。我只能屏息凝神，衷心期盼你将会恢复原状。然而你还来不及恢复原状，就已经带着自己的几件东西离开了。随后许多年内，我心中一直惦记着你。我认为你随时都可能回来按下我的门铃。到了夜半时分我又觉得，你或许将在我入睡以后走进房间，因为你把你的那一串钥匙也带走了。我躺在空荡荡的双人床上对你思念不已，但同时我也害怕，你在变回昔日我所认识的苏伦以前就蓦然重返。于是过了几年之后，我在门上加装了一道安全锁。

“红莓女”直到现在仍然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神秘事件。可惜当时我们都还太年轻。更何况那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我已经不晓得该作何感想了。

哎呀！斯坦。

你刚才说的又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尼尔斯又回来重新站在那里，让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只要他站在梯子上，反复把刷子浸入一桶绿色油漆里面，我就无法回想三十年前的事情。莫非油漆一定要涂上两层吗？难道不应该至少等上一天，让第一层油漆干透吗？

那么你就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吧。我会继续在这里待上几个钟头。

我拿来了一杯苹果汁，加了四块冰。现在那两条腿和铝梯都已经消失不见，谢天谢地！但他总不至于又回来涂第三层油漆吧？

就不可知论者而言，我们都曾经是“活生生的木偶”！你还记得吗？从前我俩随时随地都抱持一种神秘的人生观，并且认为只有我们才拥有那种观点。我们都是边缘人：我们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神奇的化外之地，让自己有机会冷眼旁观一切事物，就好像我们创立了自己的宗教。当时我们也真的这么讲：我们拥有自己的宗教。

但我俩不只是独善其身而已，有一段期间我们还进行过某些传教活动。你想必还记得，我们经常在星期六拿着一个装满小纸条的袋子穿越市区，散发传单似的把纸条递给周遭的人们。在前一天的晚上，我们就用一台旧打字机敲打简短信息——给全体市民们的重要通告：世界就在当下，就在这里！

我们把同一则讯息打出好几千份，接着很小心地将它裁成纸条并且折叠起来，然后搭乘有轨电车前往国家剧院。我们下车以后或者在学生林园的花园内找好地点，或者就在城铁站阶梯前方散发我俩的小小思想结晶，试图借此将一部分市民从我们眼中的精神麻木状态摇醒过来。我们乐此不疲。许多人友善地向我们微笑致意，但也有不少人出乎意料地表示不满。某些人因为我们提醒了他们自身的存在，于是感觉受到冒犯。

更何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氛围，使得对生命意义的苦思冥想，在政治上变成了不正确的举动。许多左倾人士认为，向世人指出宇宙是一个谜团的做法具有反革命色彩。他们所在乎的不是要了解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

我们那则小小讯息的灵感来源，就是圣诞节拉炮里面的愚蠢笑话纸签，而且我们原本是打算在一场大学生派对上，举办类似圣诞节的庆祝活动，然后将这纸条散发出去。你还记得这回事吗？此外我们更打算号召一场另类的示威活动，例如在五月二日上街游行。虽然我们只不过是写出几句标语以后就没了下文，但即使是标语也不是随便写的，而是有先例可循。巴黎大学生进行抗议活动期间，他们在索邦大学墙壁上涂写出来的口号当中，也包括了“一切权力归于幻想”或“死亡是反革命”！我们甚至还想象出一个游行队伍，所有人的手中只持这种标语牌。斯坦，你真是创意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