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关于关注现实的形式模式（第3/4页）

这样一来，异化就成了某种可以被清除的东西，可以通过提高觉悟和采取行动来清除，但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清除。如果异化关系也是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每一个人就只能代表这一关系中的另一个人所赋予他的角色，他们结合在一起，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文明，在这种文明中，将生产工具集中到一起就可以在生活的辩证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完全消灭异化的危险。

很清楚，这时，这样的异化已经不再只是一种基于一定社会结构之上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机构、人与社会习俗、人与神话世界、人与语言等等之间的一系列的关系。总之，它不仅可以解释同外部局势的客观关系的形式，这种关系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因而成为一种心理现象，而且也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心理活动的形式，常常也是生理活动的形式，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人格，进而成为一种社会联系中的外部的客观关系。异化因此将被看作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在一定情况下，它来自我们所属的社会集团的结构而不是我们的更内心的、但不可验证的心理活动；而另一方面，更来自我们的更内心的、但不可验证的心理活动而不是我们所属的社会集团的结构。于是，由于我们在生活，我们在劳动，我们在生产物品，我们在同其他人形成关系，因此，我们处于异化之中。

没有其他办法？没有，很简单，没有可能消除消极的这一极：只能投身于这一需要解决的紧张关系之中。因此，每当我们努力去描述一种异化的局面时，每当我们相信我们已经确认出这种局面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找不到摆脱它的办法，每一种解决办法最后只不过是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尽管是在不同的水平上重新提出。这种局面——在最悲观的情况下我们会毫无办法地将这说成是荒谬的，倾向于承认这是生活的深刻的“荒唐性”——事实上只是一种辩证的局面，也就是说，不可能简单地通过消除它的一个极来消除它。说它荒唐只不过是，它是在一个受虐狂眼里所看到的辩证局面。[5]

我们生产出机器，机器以非人道的现实压迫我们，使我们同它的关系成为一种令人不快的关系，同时这也使我们通过它同世界建立的关系成为令人不快的关系。工业设计似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将美和实用性融为一体，重新给我们以合乎人道的、适合于人的需要的机器。一个搅拌器、一把刀子、一台打字机，都在一系列令人愉快的关系范围内表现出它们的使用的可能性，让人愿意用手触摸它们、抚摩它们、使用它们：这就是解决办法。人和他的职责和谐地融为一体，同使他可以完成职责的工具和谐地融为一体。但是，面对这种乐观的解决办法又出现了道义的觉悟和习惯批判者们的觉悟：工业现实掩盖了对我们的压迫，要我们装作愿意向压榨我们的机器投降的样子来使我们忘记这种压迫，好像我们喜欢这种关系，而实际上这是矮化我们，使我们成为奴隶的关系。于是，我们想要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为了让我的同类们了解，他们用打字机写作，但这一工作不属于他们自己，因而会使他们成为奴隶，那么我就必须创造出使用起来不方便的、暴躁的，使用起来令人感到厌烦的机器，来使那些使用机器的人感觉到这是对他的健康的危害吗？这种想法是不健康的，是疯子的梦想，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设想，这些东西是被这样的人所操纵的，这些人已经不再是为外部势力而劳动，而是为了自己和共同的利益而劳动。那么是不是物就体现了形式与职责的和谐一致呢？当然也不是这样。这时，这些人也必然会落到懒洋洋地工作的地步，正像他们不可能直接屈服于物的迷惑力一样；正像他们不会屈服于这样的诱惑力一样，由于这种诱惑力，他们在完成自己的职责时会忘记自己也会成为工具，将职责轻易地融入进去的工具，他们不可能这样，也就不可能直接感觉到共同的利益。最新式的汽车款式现在成了一种神话般的象征，这一象征能够分化我们的任何道义能量，能使我们迷失于拥有一种代用品的满足感之中。但是，如果我们设计一个集体的、计划性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劳动以使每个公民都拥有一辆新型汽车，最后的解决办法仍将是同样的解决办法，仍然是在惯常的思考中默认这样一种方式：集中我们的经验，使我们不能集中于未来的目标而分散和消耗我们的能量。

我们必须注意，所有这些都是异化，而且这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一个更人道的社会的梦想是如下这样一种社会的梦想，在这个社会中，大家和谐地共同劳动，以便能有更多的药品、更多的书籍、更多的最新款式的汽车。但在每一种社会中，可以感觉到所有这些都是异化的，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补救的，西海岸的垮掉的一代和在马雅科夫斯基广场的个人主义和颓废主义的抗议活动这两种平行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