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伊甸园语言中美学信息的诞生

一种语言在美学使用中的特点就是信息的含糊性和自反性（雅各布森，1960年）。含糊性甚至使信息同通常法则下的可能性相比，显得像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这也是语言的隐喻运用（但不一定是美学运用）的一般特点［参见《隐喻语义》（Semantica della metafora）］。为了有美学信息，仅实现内容形式方面的含糊性是不够的——在这一方面，在运用转喻变化当中可以实现隐喻的替代，这使得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语义系统，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它所协调的世界。同时也需要在表达形式秩序中出现变化，这种变化使接收者在发现内容形式的变化的同时不得不回到信息本身，作为自然属性来观察表达形式的变化，承认内容中的变化同表达中的变化的一致性。这样一来，美学信息就成了自反性的，也就使它的外表组织形式进行了交流，这样就可以断言，在艺术中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的不可分割性。这不应该意味着，这两个层面不可能分开，不是说每一个层面都有其特殊性，而是意味着，在这两个层面中，一个层面中的变化总是会作用于另一个层面。

在有关美学的探讨中总是存在这样的危险：只是将这一说法维持在纯理论的层面。当需要在实践方面进行验证时，总是用现成的、特别复杂的美学信息进行验证，在这些信息中，层面的划分、法则和系统的变化、革新的机制都很难具体地进行分析。因此，这样做是有益的：构筑一种美学语言的简化模式来进行分析，提出一种特别简单的语言—法则，显示出什么样的规则能够产生美学信息。这些规则必须是法则的内部规则，但它们可以使法则发生变化，既在表现形式方面，也在内容方面发生变化。因此，这一模式必须表现出这样的可能性：一种语言能够产生自己的矛盾对立，这种语言的美学运用是最能产生矛盾对立的众多方式中的一种方式。这种模式同时也必须表明，一种语言在美学运用中在表现形式上所产生的矛盾会涉及内容形式层面的矛盾，因此也会涉及世界组织方式的重组。

为此我们设想一种初始状态，即伊甸园的生活，设想那里使用的是伊甸园的语言。

我们的伊甸园语言模式是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1967年）在他的语法方案中提出来的，只是米勒没有想到这一语言模式可以作为伊甸园的语言，也没有想在美学上运用它。他感兴趣的只是，检查一个人在使用两个基本符号（D和R）产生偶然的组合并得到有控制的回答时，哪些组合能向他表明是语法性的组合，哪些组合能够使他发现正确组合的生成规则。因此，他的模式只是语言的认知模式。在我们的实例当中，亚当和夏娃已经知道，哪些是正确的组合，他们在使用这些组合，尽管他们并不太了解其间的生成规则（这是正常的）。

一、伊甸园的语义元素和语义组合

亚当和夏娃生活在天然植物茂盛的伊甸园中，他们确定了为数有限的一些语义元素，他们给予这些元素以优先地位，优先于其他价值和他们对自己也不会明确命名和分类的现象的态度。这些元素分为这样6个轴线：

——是对不

——可吃对不可吃　（这里可吃也意味着“应该吃”、“能够食用”、“我要吃”，等等。）

——好对坏　（这一对立既涉及道义方面的经验，也涉及自然方面的经验。）

——美对丑　（这一对立包含了所有各种喜欢、欢乐、愿望等等。）

——红对蓝　（这一对立包含了所有色彩方面的经验，土地被认为是红的，天是蓝的，肉是红的，石头是蓝的，如此等等。）

——蛇对苹果　（最后这一对立是唯一涉及物的对立而不是涉及物的性质或者对物的反映的对立，但需要考虑的是，所有其他的物都是随手可及的，而这两种物在所有的物中由于其外在性而十分突出，可以说，正如在后面看到的，这两个文化元素只有在上帝确定苹果不能触动后才具有规则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蛇在苹果所在的那棵树上，它被认为与苹果有关联性，成了一个明确的文化元素。其他动物则被认为是“可吃的”或“坏的”或“蓝的”，也可以是“红的”，但在总的连续认知过程中没有其他关联。）

自然，一个文化元素变成了对另一个文化元素的解释，那么内涵的链条就会出现，因此：

（一）红=可吃=好=美

蓝=不可吃=坏=丑

但是，如果亚当和夏娃不通过标示形式来承载这些文化元素，他们就不可能设想（也不可能理解）这些文化元素。因此，这使他们之间有了（或者是慢慢掌握的？这无关紧要）一种非常简单的、足可表达这些概念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