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关于关注现实的形式模式（第2/4页）

这种分裂是经济的和社会的：财产私有化的存在使人的劳动具体体现为独立于生产者的物，这样，生产者在生产新的物时就处于大大弱化的地位。这种局面是如何产生的，这里不必重复：工人从属于他所创造的物，落入被他所创造的物所体现的金钱所控制的境地，生产者越是生产，就越是变成与他所生产的物等同地位的商品：“也就是说，他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不再属于他，于是，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

解决办法就是一种集体生产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自觉地进行生产，生产不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为了和自己一样的人，人感觉到所做的事是为了自己，人成了有可能参与进去的人。

但是，黑格尔为什么会像马克思指责的那样把客体化同异化混为一谈呢？

今天，历史的发展使事情更为明朗，现在的工业现实已经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的发展水平大不相同，这就可以使人们对于异化这一概念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可以重新看待整个问题。也许可以说，黑格尔没有区分两种形式的异化，是因为事实上，人是在这样的世界中客体化，这是他所创造的物构成的世界，是他所改变的大自然构成的世界，人一旦在这样的世界中客体化，就立即出现了一种不可消除的紧张。在这种紧张之中存在两个极，一个是对于客体的控制和关于客体的控制；另一个是完全沉没于客体之内，投降于客体，进入这样一种平衡之中，这种平衡只能是一种辩证关系，即一种连续的斗争，否定所确立的东西，再确立所否定的东西。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对异化关系的分析：我同别人、同事物在爱之中、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之中、在生产结构之中的所有关系都是异化关系。[2]于是，如果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至少是用隐喻的说法——的话，异化问题就成了“人的自我意识的问题，人不能作为分开的‘自我’去思考，人只能处于他所创立的世界之中，只能处于另外的我之中，这个我是认识的我，有时是不认识的我。但这种处于他人之中，这种客体化，多多少少总是一种异化，一种丧失自我，同时又重新找到自我”。[3]于是，问题不是说有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看不到，黑格尔的教导被理解为一种非常具体的意思，比他在马克思的眼里所看到的还要具体，现在它是被这样一种文化所理解，这种文化已经能够通过马克思来重新理解黑格尔。

但是，这时似乎出现了误解，通过马克思重新阅读黑格尔，跨过马克思回到黑格尔。如下这样的说法也可能是一种误会：由于异化是一种永远存在的局面，是自我同物和自然的关系，所以设法扬弃它是没有用处的，相反，应该作为一种条件接受它，因为它是一种“生存条件”。（另外，我们知道，这一说法很含糊，因为它包含有这样的遗存特性，即如果一种局面属于一种生存结构的话，消极的存在主义就会教导我们：努力去克服这种局面是没有用处的，我们的每一个消除它的行动都会将我们重新投入到这种局面之中。）

这一问题应该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谈。一方面，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是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那种异化，是那种被利用的异化：私有制社会利用工人所生产的东西（所以他在为别人生产财富，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工人生产出机器，却使另一部分人变成机器）；另一方面，是在生产关系——在利用产品之前——中形成的异化，这样的生产关系使得工人无法知道自己劳动的目的，只将劳动看作一种简单的手段，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使用的手段，工人不得不从事这种劳动，在劳动中做出牺牲，在劳动中死亡，在劳动中丧失了自己（因为不仅产品，而且生产劳动本身也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

由于这两种异化都是一种社会存在的结果，所以，根据马克思的研究，可以认为，改变社会关系就可以消除这样的异化（消除这种异化成为严格的革命政治觉悟的目标）。

现在，如果改变社会关系导致人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不仅将生产的物归还给他，而且将生产劳动也还到他手上，生产劳动是为了他自己和集体，因此他能感觉到他在做什么以及自己劳动的目的），特殊的异化于物的持续紧张依然存在——正是在这里，提到黑格尔使我们的觉悟增加了一些东西，而没有消除另外的觉悟，这样的紧张之所以依然存在，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我在生产，但这仍在使我面临着被支配的威胁。这种异化确实是异化，这种异化确实可以说——如果这个词不会导致含糊的话——是一种存在结构，或者——如果同意这样说的话——是向一个主体提出的问题，在他生产出一个物体时，在他进行一项活动以使用这个物体或者只是简单地考虑这个物体时提出的问题。这种异化——任何客体化行动后随之而来的异化——就是我们在这里要谈的异化，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在自己的范畴之内区分于其他问题，是任何一个人同他周围的事物组成的世界的关系问题——尽管也可以认为，在一定的社会中，传统的异化已经被消灭，这个问题可以非常自由地、更明智地、更没有歧义地来处理，可以成为一种道义行动的目的，但也并不因此而不缺少悲剧性和迫切性。[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