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战争（第9/18页）

他把我留在身后，跟着大象走。我的双手插在衣袋里，傻傻立在原地。我感到自己的声音渐渐落空，彻底地落出我的身外，我没办法发出一点点声音，去向他、或向我自己讲说任何言语。大象正在大街上慢慢地走。我跟着它。一条街区以外，外公在一条破长凳旁停下脚步，他在等待大象。我紧走几步跟上他，然后，我俩一起并肩站着，沉默着，我的脸滚烫滚烫的，他的呼吸声几乎听不见。年轻人没有再看我们。

最终，外公说话了：“你得明白，这就是那种时刻。”

“什么时刻？”

“那种你留给自己的时刻。”

“什么意思？”我说，“为什么？”

“我们身在战局，”他说，“这场战争─相关的日期、姓名、谁挑起的、为了什么─属于每个人。不只是卷入战情的人，还有写新闻报道的记者、千里之外的政客、从没来过这里甚至没有听说过这地方的人。但是，眼前这样的事是属于你的。只属于你一个人。还有我。只有我们。”他背着手慢慢踱起步来，每走一步都把鞋尖跷起，拖延每一个动作，放慢脚步。没有转身、掉头或回家的念头。就这样沿着大街走下去，只要大象和年轻人还能容忍我们。外公又说：“在讲出去之前，你必须考虑清楚，在什么场合，对谁讲。谁应该听这个故事？你外婆？佐拉？显然，和你在码头上混的那个蠢货是不配的。”

这话很刺耳。“他走了。”我轻轻地说。

“但愿我能说我感到很遗憾。”外公说。

“反正，我很遗憾，”我说，“他被征用了。”我这么说是为了让他有所负疚，其实我根本不能确定他去当兵了。

随后片刻，我俩都没有说话。大象的呼吸沉坠在我们身旁。仿佛身处轮机舱内。每隔几分钟，它就会发出一声高频的、执拗又空洞的轻啸，那是在明示它的不耐烦，年轻人就会迅速给出一把食物。

我又问外公：“你有没有这样的事，只属于自己的？”

“现在我有了。”

“不，我是说以前。”

我看到他在思索。我们伴在大象身边走了许久，他一直在思索。也许，在些许不同的环境里，他会把老虎的妻子的故事告诉我吧。但是，他对我说起了不死人。

外公背着手，走在我们的大象的阴影里，说道：

那是1954年的夏天。不，是1955年，因为那年我遇到了你外婆。我是军营里的首席伤员鉴定助理，我的学徒─用你们的话来说就是实习生，愿他安息─叫作多米尼克·拉兹洛，很聪明的匈牙利小伙子，付了一大笔学费来我们大学进修，可是一句南斯拉夫语都不会说。天知道他为什么没去巴黎或伦敦。他很擅长外科手术，不过，别的事情就没那么擅长了。无论如何，我们接到一个村子打来的一通电话，说那儿有种怪病。有些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很害怕；得病的人会剧烈咳嗽，早晨醒来枕头上有血迹。在我看来，说这种病很神秘，就好比房间里有一只大肥猫，猫的胡须上沾了几滴牛奶，结果每个人都在问，牛奶碟怎么空了。

那就去呗。我们跳上一辆运货马车直奔那个村子。迎接我们的人叫马雷克，是村里某个大人物的儿子，还上过大学。就是他发电报让我们去的。他很矮，但很壮，负责带我们穿过村子去他父亲家。马雷克的姐姐是个长相端好的胖女人，和你猜想的村妇模样差不离。她给我们端来咖啡和涂了奶酪的面包，我们在军营里成天到晚喝粥，能换个口味倒不错。吃完东西，马雷克说：“先生们，咱们这儿有了新状况。”我以为他会说：感染怪病的人越来越多了，死的人也多了，人们都吓疯了。至少我猜对了一半儿，人们确实是吓疯了。

简而言之，事情是这样的：有个男人死了，并且举办了葬礼。就在葬礼上，这个名叫迦沃的男人从棺材里坐起来讨水喝。大家都吓坏了。那是下午三点，送葬队列在教堂墓地外的小山坡上，正朝墓地走去。一开始，从棺材里传出尸体移动的声音，当棺材盖滑动起来，他便露出脸来，这个叫迦沃的男人面色苍白发青，正如人们发现他肚皮朝上、浮在村野荒郊的水塘里时那个样。迦沃一身皱巴巴的西装坐起身来，手里拿着帽子，口袋里插着折好的紫色手帕。人们都惊呆了。他挺着身子，坐在自己的棺材里就像坐在船里，四下看看丧着脸、红着眼的送葬队列，说道：“水。”就这样。抬棺人反应过来，立马抛下棺椁，和送葬的人一起跑，像群疯子似的跑进教堂里，这时候，迦沃已经跌回了棺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