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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生活竟然陷入这种可怕的气氛里。尤金感到十分恐惧,他浑身发僵,怒气冲冲。有时候,当他读完一封家书后,会恼怒得挥动拳头朝宿舍的灰泥墙壁上乱击一通,直弄得手指关节处鲜血直流。在他看来,他们已经抽走了他的勇气!他心想。他们使他变成了哭哭啼啼的懦夫!不行!假如我快要死的时候,我决不会让这些倒霉的家人待在我的身边,不让他们围在我的周围,唉声叹气、抹鼻子擦眼泪、让你透不气来。不让他们假作欢颜说你的气色多么好,但却在背后哭哭啼啼的。噢,多么糟、多么糟、多么糟的死亡啊!难道人永远不能孤独地生活吗?难道人们永远不能独自生活、独自思考、离群索居吗?哼!我偏要这样!一定要这样!独自一个人,独自一个人,离得远远的,在雨中离开这里。忽然,他冲进书房,发现老鹿正不大习惯地看着法律书上一则民事侵权案例,眼神呆滞,活像一只轻快的小鸟被毒蛇富有魔力的眼睛盯得失魂落魄一样。

“难道我们一个个都会像老鼠那样死去吗?”他说,“难道都要把我们闷死在洞里吗?”

“他妈的!”老鹿邓肯说着,合起那本皮革封面的大书,装作害怕地后退了几步,像是在自卫。

“没错,说得对,说得对!你冷静冷静吧。你就是拿破仑,我就是你的老朋友,奥里弗·克伦威尔。哈罗德!”他大声地喊起来,“救命啊!他杀了监狱的看守,越狱逃走了。”

“阿金!”哈罗德·盖伊大声喊着,猛地把手头一本大部头的书朝正在历数伟人名字的老鹿掷了过去,“你对历史了解多少?《大宪章》是谁签署的?呃?”

“没有人签署,”尤金道,“英国国王不会写字,所以他们就把它油印出来了。”

“答对了!”哈罗德咆哮着,“谁是无备皇帝艾索列德?”

“他是傻瓜国王琴涅武甫和不洁王后恩丁的儿子。”尤金回答。

“在他叔父詹斯坡那边,”老鹿说,“他是梅毒国王保罗和小气王后珍妮的亲戚。”

“教皇在903年下令将他开除教籍,可他不愿做一名懦夫。”尤金说。

“不但如此,他还把本地所有的教士都召集在一起,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盖伊博士,他后来被推举为教皇了,”老鹿说,“这一行动导致了天主教的大分裂。”

“但是上帝还是跟以前一样,站在大多数的教徒一边,”尤金说,“后来,他们举家迁移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并在1849年的淘金热中发了大财。”

“你们这两个家伙比我强多了!”哈罗德·盖伊大声地叫着,霍地站起身来。“快点!谁想去‘看画’?”

所谓“看画”,就是去看电影,这是这个小城能够提供的唯一正规的公共娱乐活动了。这是一家小型的影剧院。每天晚上都有一大群学生坐在这里。他们三五成群地挤进过道,踩着满地的花生壳,在掷来掷去的花生米中来回穿行;等他们坐下来后,都开始认真地寻找新生的脑袋,并把他们当作射击的靶子。他们偶尔也会看几眼银幕上模糊不清、摇摇晃晃的人影,还不时地大声喝彩着、怪叫着,或者作一番评论。一位脖子瘦长、神情疲倦、但却勤勉的青年女子,几乎不间断地用力弹奏着钢琴。只要她停上五分钟,全场就会喝倒彩,观众大声地叫喊着:“音乐!默特尔!音乐!”

在大学里,见到熟人要打招呼,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跟大家打了招呼,那你就很“民主”;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是个“势利的人”,选举的时候就没人投你的票。在同学当中,判断人品就像判断任何事物一样,标准很粗糙。他们对那些与众不同的,都会表示怀疑和仇视。某某人有没有才能?他聪明吗?不行,不行!他这个人并不可靠,一点都不行。校园就是民主社会的一个缩影——到处都跟政治活动和利益有关——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大学性的。

校园里的情况跟一个州的情况相似,竞选职位的人,有政治掮客,有后台大佬,也有一些“组织机构”。年轻人能够在大学里学会一套政治策略,以后从政时可以善加运用。某个政客的儿子,小小年纪就被他世故的父亲训练就绪:他的年龄只有16岁,但是前途已经安排妥当。他有望成为一州之长,或者成为符合民意、意气风发的众议员。事实上,他之所以要读大学,就是要为将来跻身政治奠定基础,专为今后从政结交有识之士。读到大三的时候,要是一切顺利,他早就找到了自己的政治经理人,帮助他主持学生会里的竞选活动;他早就学会了谨慎处事、灵活善变的原则,有时候还要摆一摆架子,有时候会和蔼可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