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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返回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尤金发现学校里气氛很严肃,这跟当时的战争有关。与以前相比,现在的校园更加安静、更加阴沉了——因为学生数量少了许多,他们的年龄都不大。年龄稍大一些的全都打仗去了。剩下的学生虽然仍有人管束,但是大都处于狂热的状态,一个个心绪不宁。他们对读书、对毕业以后的就业和成功都心存各种顾忌——唯有前线的胜利让他们感到激动和鼓舞。用不着操心明天!为明天而用功读书又有什么用!大炮已经把所有的计划轰成了碎片,所有按部就班的工作已经结束,对此他们内心感到狂热,并且欣喜地欢呼。学校的教学工作仍然漫不经心地进行着,学生们个个心不在焉:人虽然在教室里,眼睛虽然盯着书本,但是耳朵却竖得老高,正凝神聆听外边传来的战报。

这个学年刚一开始,尤金的学习态度就变得非常认真了。他和阿尔特蒙中学的一个优秀毕业生——鲍勃·斯特林成了室友。鲍勃今年19岁,是一位寡妇的儿子。他中等身高,穿着整洁而朴素,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正因如此,不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他都会善良、得意地一笑了之。他的脑袋特别聪明——思维灵敏、做事专心、读书用功,但是缺乏独特的见解和创新的思想。他把每件事情都安排得很好:他为每门功课安排了一定的学习时间,每课书都要按规定温习三遍,而且还会快速地低声诵读。每逢周一他都要把换下的衣物送出去洗。同学们聚会的时候,他往往显得既热情又高兴,自得其乐。但是他永远都严格遵守自己的时间表。玩上一会儿后,他就会看着手表说:“哎呀,玩得好开心,但是我的功课还没有做呢。”说完他就走了。

大家都说他前途无量。他曾经对尤金的某些不良习惯作过善意、认真的规劝。他认为他不应该把脱下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不应该把换下的脏衬衫和脏内裤堆在一起;每门课都应该规定好学习的时间;起居应该定时。

他们住在校园一角某个私人的寓所里。屋里的墙上挂着许多大学的三角旗,这些东西都属于鲍勃·斯特林。

鲍勃·斯特林患有心脏病。有一天,他爬上楼梯之后,站在楼梯口喘个不停。尤金打开了房门。他看见鲍勃·斯特林那张布满灰色雀斑、快乐的脸变成了死灰色,嘴唇也抖动着,颜色发青。

“你怎么啦,鲍勃?哪儿不舒服吗?”尤金问。

“过来,”鲍勃·斯特林微笑着,“把你的头放到这里来。”他把尤金的头拉到自己的心口上。只听见他的心跳得很慢,脉率不整,呼吸的时候,还发出“咝咝”的杂音。

“我的天哪!”尤金惊叫起来。

“你听见了吗?”鲍勃·斯特林说完,开始笑了起来。然后他走进屋里,轻快地搓着冰冷的双手。

后来他病倒了,没法再去上课。他被送进了学校医务室,在那里一住就是好几个星期。从外表来看,他病得似乎并不是很严重,但是嘴唇始终是青色的,脉搏很慢,体温也特别低。医生也无能为力。

他母亲来到了学校把他接回家去了。尤金每个星期都固定给他写两次信。他的回信只有短短的几行,但总会带来一些让人高兴的消息。后来终于有一天,他死了。

两个星期以后,那位寡妇返回学校收拾儿子的遗物。她默默地把那些不会再有人穿的衣服收拾在一起。她是一位40多岁、身体健壮的女人。尤金把墙上的三角旗都取了下来并且折叠好。她把旗子也装进了手提箱,转身要走。

“这儿还有一幅。”尤金提醒她。

她突然哭了起来,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他是那么坚强,”她说,“那么坚强。那些日子里——我没有跟你提起过——你的信让他非常快乐。”

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尤金心想。

我不能再在这里住下去了,他心想。鲍勃在这里待过,两个人曾经在一起生活过。我总能想起他嘴唇发青、气喘吁吁站在楼梯口的样子,耳畔永远能够听见他喃喃读书的声音。一到晚上,对面的另一张床却是空荡荡的。从此以后,我就要单独一个人住了。

在那个学期剩下的日子里,他却搬进了学校的一间集体宿舍。他有两位室友——一位也是阿尔特蒙人,名叫L.K.邓肯(“L”代表劳伦斯,但大家都叫他“老鹿”),另一位是圣公会一位牧师之子,名叫哈罗德·盖伊。两人都比尤金年长几岁:“老鹿”24岁,哈罗德·盖伊22岁。这3个性情古怪的人能够聚在一起,真是很不容易。他们把两间屋子的其中一间当作“书房”。

老鹿是阿尔特蒙一位律师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民主党的一名小政客,在当地影响很大。老鹿的身材很高——大概有六英尺一二,但却非常瘦,或者说非常单薄。他的脑袋已经有些秃顶了,前额高高的,大而浅色的眼睛向外鼓出着。苍白的长脸从眼部开始就往里斜下去,一直斜到下巴的位置。他的肩膀有些弯曲,而且非常窄;他身体的其余部分像铅笔一样匀称。他经常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穿着紧身的法兰绒西装、高高的硬领、宽大的丝绸领结,胸前的口袋里还塞着花花绿绿的丝质手帕。他是法学院的学生,但是却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勤奋钻研逃避读书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