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第4/7页）

“它太破旧了！”

莫伊科夫摆了摆手。“等你得到这份工作再说吧。那时再看是否需要买。”

“一件新的多少钱？”

“在布朗宁·金那家店卖七十美元左右，或多或少。你有这笔钱吗？”

“作为小市民，没有；作为玩家，有。我卖那件中国青铜器还剩了点儿钱。”

“那就挥霍掉吧，”莫伊科夫说，“这能让你那新开始的市民生活少些寒酸气。”

我们干了杯。伏特加冰凉，还带着一股异香。“你喝出什么新味道了吗？”莫伊科夫问。“你当然喝不出。这是齐白露加酒，伏特加配一种草作香料。”

“你从哪儿弄到这种草的？俄国吗？”

“这是个秘密！”他用软木塞把瓶口重新塞紧。“现在你要奔向似锦的前程了，当个小会计或是售货员！就像希尔施那样。”

“像希尔施？为什么？”

“他是作为马加比的加勒哈德[71]来到这里的，现在他向学生兜售收音机。你们都可算是冒险家了！”

当我来到街上时，就忘记了莫伊科夫说过的话。我在街拐角一家小花店前停住了脚步，店主是位意大利人，也兼卖水果。他的花并不总是很新鲜，但却因此很便宜。

店主站在门口，他是三十年前从意大利坎诺比奥[72]移民来的，我则曾被从瑞士驱逐到坎诺比奥。这一点让我们彼此产生了亲近感，所以我在他那儿买水果还能便宜一成半。“您好吗，埃米利奥？”我问。

他耸耸肩。“这个季节坎诺比奥一定很美，可以在马焦雷湖游泳。要是该死的德国人不在那儿就好了！”

“他们在那儿不会太久了。”

埃米利奥脸上露出很担忧的神色，他捋了捋胡须说：“一旦他们必须撤离那里，那他们就会毁掉一切！罗马、佛罗伦萨和美丽的坎诺比奥！”

我无法安慰他，因为我也同样担心这样的结局。“好美的花！”我换了个话题。

“兰花，”他得意洋洋地说，“很新鲜，或者说相当新鲜，便宜！可住在这一带的人谁买兰花呢？”

“我买，”我说，“如果它们非常便宜的话。”

埃米利奥又理了理胡子，他上唇的小胡子与希特勒的类似，让他看上去就像个骗婚的。“一枝一美元，这是两枝，折扣已经算进去了。”

我怀疑埃米利奥跟某个殡仪馆有关系，常在那里买花。哀悼者把鲜花放到死去亲属的灵柩上，灵柩被送往焚烧炉，火化前殡仪馆的人把还可以出售的鲜花挑出来留着卖。花圈当然随尸体火化。埃米利奥经常出售白色的玫瑰和百合，我认为他卖得太频繁。可我不想捉摸此事了。

“您管送花吗？”

“往哪儿送？”

“五十七街。”

“没问题，”埃米利奥说，“甚至还可以用细棉纸包好。”

我写上玛丽亚·菲奥拉的地址，然后把信封封好。埃米利奥冲我挤挤眼说：“终于有心上人了！”他说，“也是时候了！”

“胡扯！”我辩解说。“那花是送给我姑妈的，她生病了。”

我去那家服装店。它虽然位于第五大道，但莫伊科夫告诉我那儿最便宜。当我穿行于两侧挂着西服的一排排通道时，扑面而来的坚实的市民生活气息极为浓郁。莫伊科夫可以尽其所能地诋毁这种生活，但对于久违了这种生活的我来说，这仍旧是一次令人喘不过气的冒险。它与流亡生活有天壤之别，流亡时只能携带最轻便的行李，现在展现在眼前的则是逗留、安闲、放松、安居、学习和书籍。一句话，是一种不断发展和渐进的此在、文化和未来。

“我建议您买一套轻便的夏装西服，”售货员说，“纽约会有两个月很热，而且闷！”

他向我展示了一套不带背心的浅灰色西服，我用手抚摸着它。“这料子不起皱褶的，”他说，“容易填装，在行李里不占地方。”

我饶有兴趣地端详了一会儿那料子，这东西倒蛮适合逃难的，我捉摸。但很快又摈弃了这种想法，我不愿再从一个浪迹天涯的流亡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要灰色的，”我说，“要一套蓝色的，深蓝。”

“夏天穿？”售货员不解地问。

“夏天穿，”我回复道，“夏装，但要深蓝色！”

我其实也更喜欢那套灰色的，可我接受过的老派教育的残余突然又冒了头。蓝色更庄重，更好派用场，我穿着它既可以去见雷金纳德·布莱克，也可以去见玛丽亚·菲奥拉。它同时可以充当晨装、日装和晚装。

我被领到一个挂着长镜子的试衣间去试西服。当我脱掉从佐默那儿同他名字一起继承过来的旧西服时，我若有所思地打量了一会儿镜子里的自己。我最后一次拥有一身蓝色西服还是十二岁那年的事，西服是父亲给我买的，三年后他就被谋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