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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想转身走开，因为现在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位咄咄逼人的主儿了。但她已经看到我了。她大睁着眼哭，尽管泪眼婆娑，却没什么能逃得过她的眼睛。“我能够帮助您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像一只想怒叫的母猫那样望着我。

“心情不好？”我问。

“是的，”她说，“心情不好。”

厌世，我想。这种情调属于另一个浪漫的世纪，不属于这个充满大屠杀、酷刑和全面战争的血腥时代。她大概失恋了。“您也许要找莫伊科夫吧？”我说。

她点点头。“他在哪儿？”

“不知道，我也在找他。他八成到各处去送他制作的伏特加了吧。”

“当然。人们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不在。”

“严重失职，”我说，“可惜这种事屡见不鲜。您想与他喝伏特加？”

“我想和他聊聊。他饱经世故！伏特加有什么用？这儿的伏特加在哪儿？”

“也许接待台那儿有一瓶。”

玛丽亚·菲奥拉摇了摇头。“那柜子锁着呢。我已经试过了。”

“他本不该锁柜子的，作为俄国人他应该知道绝望时刻是什么滋味。可那么一来，他那位助手爱尔兰人菲利克斯·奥布赖恩会早就烂醉如泥，会把所有的钥匙都搞混。”

这姑娘站起身，我吃惊地凝视着她。她头上包着一块松软的绸巾，里面的金属卷发夹像左轮手枪的枪筒般支棱着。

“怎么了？”她不解地问。“我看上去像个大怪物吗？”

“这倒不是，但看上去挺危险的，像头上插着武器。”

她一把扯下缠在头上的绸巾，她发间的卷发器是由金属和金属丝制成的，看着就像是小型德国手榴弹。“你是指这个吗？”她问。“我的发型？待会儿别人会给我拍照，所以做了头发。”

“您看上去好像要从所有的管子里向外开火似的。”我说。

她突然笑了。“我希望自己有这种本事。”

“我房间里还有一瓶伏特加，”我说，“我可以去取，杯子这里应有尽有。”

“这是个好主意！您刚才怎么没马上想到呢？”

我那瓶酒还剩了半瓶，是莫伊科夫以成本价卖给我的。我不是孤独的饮酒者，我知道，一个人喝闷酒会越喝越愁。我对那位头上插满“枪管”的姑娘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期望，但我知道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情况会更糟。我顺手把桌上的那件青铜器放进了柜子里。

我回来时，玛丽亚·菲奥拉已经判若两人。眼泪看不见了，脸擦了粉，收拾得清清爽爽。头发上的卷发夹也摘掉了，披下的头发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波浪起伏，而是直的，仅仅在颈后有一道波浪。并且头发也没像我起初想象得那样染过，如干草般枯竭，而是天然褐色，带着桃花心木的光泽。

“您怎么喝起伏特加的呢？”她问。“在您的祖国，人们一般不喝这种酒。”

“我知道。在德国，人们平常喝啤酒和烧酒。可我把祖国忘了，我既不喝啤酒，也不喝烧酒。我也不是嗜伏特加酒如命的主儿。可您为什么喝这种酒呢？在意大利，人们一般也不喝这玩意儿。”

“我母亲是俄国人。而且伏特加是唯一一种喝后身上不散发酒精味的饮料。”

“这也是个理由。”我说。

“这对女人来说很重要。您一般喝什么酒呢？”

这是何等愚蠢的聊天啊，我暗想。“有什么喝什么，”我说，“我在法国若有葡萄酒，就喝葡萄酒。”

“法国！”姑娘说。“德国人把法国糟蹋成什么样了！”

“我可没参与。那段时间我正被关在法国一所拘留营里。”

“当然！作为敌人！”

“作为逃避德国人的难民。”我笑道。“您好像忘了，意大利和德国是盟国，他们一起进攻法国。”

“那是墨索里尼干的！我恨他。”

“我也恨！”我说。

“我还恨希特勒！”

“我也恨。”我说，“这么说来我们几乎就是否定派同盟者了。”

姑娘心存疑窦地望着我。“这也不失为看问题的一种方法。”然后她说。

“有时是看问题的唯一方法。不久前莫伊科夫甚至也属于否定派同盟者。德国人占领了他出生的那个村子，把村民全部变成了条顿人。现在这又成了历史。俄国人把村子又夺回去了，他又成了俄国人。用您的话说就是变成了敌人。”

玛丽亚·菲奥拉乐了。“您看问题的方法挺怪的！那实际上我们到底是什么呢？”

“人，”我说，“但大多数人早把这一点忘了。是早晚得死的人，这一点大多数人也忘了。人们最不相信的就是自己的死亡了。再来一杯伏特加？”

“不啦，谢谢！”她站起身边与我握手边说：“我得走了。去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