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药食同源

对于生活在现今科技高度发达、物质极其丰富的社会的人们来说，古老的中医理论和方法几乎淡出视野。然而，随着人们对自然的崇尚和回归，传统的中医学，尤其是中医的饮食养生理论再一次焕发出它不可掩盖的光芒。人们对食物的关注，也从亘古蛮荒、茹毛饮血时代的果腹充饥，上升到当下既追求食物的色、香、味、美，更注重食之有益。

中医讲究“药食同源”。大家都知道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淮南子·修务训》上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知避就，就是懂得百草的基本性能及有毒无毒，可见神农时代药与食不分，无毒者可就，有毒者当避。因此，很多学者也把这看作是中医的一个重要思想——“药食同源”的最早缘起。自燧人氏之后，人类学会了用火，开始进入熟食时代，烹调加工技术逐渐发展起来，食物与药物开始有了分化。

《黄帝内经》是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它创立了食物五味的概念、与五脏相关的理论、食物五类的划分原则以及药食配制的原则与禁忌。《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脏象论》指出：“地食人以五味”，“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五味，这里主要指食物。食物也和药物一样，具有辛、酸、甘、苦、咸五味，它们与五脏有着相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五谷（麦、黍、稷、稻、豆）与五畜（鸡、羊、牛、马、彘）均有其性味特点，分别与五脏功能相关，比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上说：“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味酸……其畜鸡，其谷麦。”中医理论认为，相应性味的畜谷对脏腑具有促进和维护作用。

由于五脏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五味合于五脏，也就可能损伤、损害五脏。《素问·五脏生成篇》具体论述了“五味之所伤”：“多食咸，则脉凝涩而变色”（伤心）；“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伤肺）；“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伤肝）；“多食酸，则肉胝皱而唇揭”（伤脾）；“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伤肾）。由于五脏与五味的相应，又可以通过五味之间的生克制化来治疗调整病态，所以“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等。而五味的不同，必然有各自不同的作用，所谓“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运用时当扬长避短，以免贻害。《黄帝内经》还特别提到，治病要“调食和药”，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

在《黄帝内经》诞生的时代，帝王宫廷中也出现了文字记载最早的医官——“食医”，《周礼·天官志》明确规定了食医的职责是调配帝王的“六饮、六膳、百馐、百酱”。可见，食医既是掌管食物的医官，也要懂得运用具有预防治疗作用的膳食为帝王调摄健康。从《周礼》强调的“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可知药与食结合是当时治病养生的重要流派。《礼记》中提到的药食调配的四时运用原则，即“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是对“药食同源”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也记载了一些既是食物，又是药物的物品。《山海经》中则有一些更加详尽的描述，比如“嘉果，其实如桃，其叶如枣，黄华而赤柎，食之不劳”；“梨，其叶状如荻而赤华，可以已疽”；“幼鸟，其状如凫，赤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这些描述说明当时将膳食用于预防保健、改善体质已取得了很多实际经验。

我国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共载药365种，依药物功用和使用目的，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可见，《神农本草经》所列的上品药材既是药物又是食物。而汉代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被称为“方书之祖”，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典范，其中很多方剂，比如白虎汤用粳米、百合鸡子黄汤用鸡蛋、黄芪建中汤用饴糖等，都是药食同用的范例。

生于晋唐时代的药王孙思邈，针对当时炼丹流弊的危害，力主食养。在他所著《千金要方》第二十六卷中专门论述食养食治，共涉及食治原料162种。他创制了很多食治名方，提出了很多食养食治原则，认为“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全生；不明药性者，不能以除病。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药能怡神养性以资四气”，“君父有病，期先命食以疗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