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一章

父亲的去世——遗产——分产——两位外甥

1845年底起，我父亲的精力一天不如一天；他衰老了，自从参政官死后，这特别明显。参政官的死完全符合他一生的规律，是猝然发生的，差点没倒在马车上。1839年的一个晚上，他照例在我父亲这儿闲坐；他刚从一个农业学校出来，身边带着一件农业机器的模型，据我看，他对使用这机器其实没有多大兴趣。到了十一点钟，他回家了。

他在家中照例要吃一点东西，喝一杯红葡萄酒。这天他不想喝，对我的老朋友卡洛说，他很疲倦，想早些睡，卡洛可以走了。卡洛帮他脱了衣服，把蜡烛放在床头，便离开了房间。他刚回到自己屋里，脱下燕尾服，参政官打铃了，卡洛赶到，老头儿已躺在床边死了。

这件事使我父亲极为震动和害怕，他的孤独感加深了，可怕的事即将临到他的头上：三位兄长已相继去世。他变得更加忧郁，虽然照旧掩饰自己的感情，扮演冷漠的角色，但是肌肉松弛了——我故意说“肌肉”，因为他的头脑和神经直到去世一天仍是完好的。

1846年4月，老人脸上开始出现了死亡的征兆，眼光没有神，人一天天消瘦，他常常伸出手对我说：

“只要剥下这层皮，就完全是一具骷髅了。”

他的声音变轻了，讲话慢条斯理，但头脑、记忆力和性格仍如往常一样，依然喜欢冷嘲热讽，总是对一切不满，火气大，任性。

他死前十来天，一个老朋友问他：“战后我国在都灵的代办是谁，您记得吗？您在国外是一直知道他的。”

老人一下子就想到了，答道：“谢韦林1。”

5月3日我去看他，他已躺在床上，脸颊烧得红红的，这是以前几乎从未有过的。他心情烦躁，抱怨不能起床；后来吩咐给他贴水蛭，进行这手术时，他照旧讲些讥刺的话。

“哦！你在这里。”他说，仿佛我刚才进屋。“亲爱的朋友，你还是上哪儿散散心吧，这个场面太没趣味——看一个人怎么土崩瓦解，这不能给你什么快乐！喂，你先给小厮十戈比酒钱。”

我在口袋里掏了好久，最小的是二十五戈比的银币，我想给他，病人看到了，说道：

“你真叫人不喜欢；我对你说：十戈比。”

“我没有十戈比的钱。”

“把写字台上我的钱袋拿来。”他找了半天，找到了一个十戈比硬币。

我父亲的外甥戈洛赫瓦斯托夫来了，老人不再说话。戈洛赫瓦斯托夫想找个话题，就说他刚从总督那儿来。病人一听这话，就像敬礼似的把手指伸到黑丝绒软帽边上碰了一下。我研究过他的每一个动作，因此马上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戈洛赫瓦斯托夫应该说“刚从谢尔巴托夫2那边来”。

“您想想，多么奇怪，”外甥继续道，“他发现了结石病。”

“总督发现生了结石病，这有什么奇怪的？”病人慢吞吞地问。

“怎么不奇怪，舅父，他七十多岁啦，才第一次发现有结石病。”

“那我呢，我虽然不是总督，但也多么奇怪，我七十六岁啦，才第一次快要死了。”

他确实感到了情况严重，正因为如此，他的讽刺带有阴森可怕的气息，让人听了觉得既好笑，又有些毛骨悚然。他的听差总是晚上向他报告家中一切琐事，一天对他说，运水的马颈轭坏了，得买新的。

“你真古怪，”父亲回答道，“人家快死了，你却跟他谈颈轭。再等一两天吧，等你把我抬进客厅，放在桌上，那时再向他（他指指我）报告，他不单会让你买颈轭，还会让你买根本不必要的马鞍和缰绳呢。”

5月5日，他的热度升高了，脸也变得更瘦更黑了，显然，老人体内的虚火正在消耗他的精力。他讲话极少，但神志完全清醒；早晨他要喝点咖啡和肉汤……还常常吃些鸡汁什么的。到傍晚，他叫我去，说道：

“完了。”一边把手像军刀或镰刀那么在被上一挥。我把他的手按在嘴上，手是火烫的。他想说什么，开了个头……但什么也没说，最后道：

“唉，可你知道。”于是转脸瞧着站在床的另一边的格·伊3。

“真难受。”他对他说，把困倦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

格·伊是我父亲那时的代理人，他为人非常正直，比任何人更得到我父亲的信任。他俯下身子对病人说道：

“您直到现在所使用的一切方法，都证明是无效的，依我看，您是不是该换一种药呢？”

“换什么药？”病人问。

“您看要不要请神父？”

“啊，”老人说，回头对我道，“我还以为格·伊真的要劝我换一种药呢。”

接着他便睡熟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才醒，这应该是昏迷。一夜中，疾病惊人地恶化了，弥留的时刻已到，我在九时派人骑马去请戈洛赫瓦斯托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