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二章

最后一次索科洛沃之行——理论上的决裂——紧张的处境——到那里去！到那里去！1

1840年我与别林斯基和解之后，我们这不多几个朋友之间没有再发生重大的分歧。差别是有的，个人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来自共同原则的东西还是主要的。它是否能永远保持不变，我没有想过。但我们必然会到达那个界限，遇到那些障碍，于是有的人跨了过去，有的人却被拦住了。

过了三四年，我十分痛心地发现，从同一些原则出发，我们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不是由于我们对这些原则理解不同，而是由于大家并不全都喜欢它们。

起先这些争论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例如，列德金竭力从逻辑上论证精神的个体的存在，我们便取笑他，说这是小俄罗斯人的固执。谈到这里，我想起和蔼可亲的克留科夫最后讲过的一句笑话。那时他已病重，我与列德金坐在他的床边。这天天气阴沉，突然电光一闪，接着雷声大作。列德金走到窗前，放下了窗帘。

“为什么要放下窗帘？”我问他。

“放下的好，”克留科夫代他回答，“列德金是相信绝对精神的个体的存在的，所以他要把窗遮没，万一这个个体要用雷电打他的时候，便看不到他在我这儿了。”

可以想见，观点上的这种实质性分歧不可能老是停留在说笑阶段。

在我当时的日记中，有一页上写着下面这几句话，它们显然不是无所指的：“私人关系往往使人不能直抒己见。由于尊重人们的某些优秀品质，我们往往放弃对他们的激烈批评。必须有很大的毅力，才能含着眼泪，在卡米尔·德穆兰的判决书上签字。”2

这种对罗伯斯庇尔的毅力的赞美，已经孕育着1846年剧烈争论的种子。

我们接触到的问题不是偶然的；它们注定要发生，骑了马也无法逃避。这是认识道路上的花岗石障碍，一切时代都存在着，它们使人望而生畏，也使人跃跃欲试。彻底的自由主义必然使人走到面对社会问题的一步，科学也是这样，只要一个人信赖它，不停滞不前，它必然会把他带到这古老的礁石上；从古希腊的七位哲人3到康德和黑格尔，一切敢于思索的人都有过这经历。但大家不是简单地说明问题，而是几乎都想回避它们，结果徒然给它们蒙上了一层新的符号和寓意，以致直到今天，它们仍可怕地屹立着，舟子们不敢驶近它们，便自我安慰，说这根本不是岩石，只是幻觉中的雾影。

这一步是不容易的，但我相信我的友人们的力量和意志，况且他们不像别林斯基和我，不用重新探索航道。我与他在辩证法的迷宫中打转，最后只得跳出圈子，另找出路。他们眼前却有我们的先例，手中还有费尔巴哈的著作。但我一直不愿相信的事，最后也只得相信了：我们的友人们尽管不同意列德金的论证方式，实际上与他还是比与我们更为接近，他们的思想虽然独立不羁，有些真理却是他们所害怕的。除了别林斯基，我与所有的人，与格拉诺夫斯基和叶·科尔什，距离都逐渐远了。

我为这发现悲痛万分；使他们绊倒的门槛，一度曾形诸谈笑，现在却再也不能提了。论争是出于重新获致统一的内在需要，因为只有互相喊叫才能弄清谁站在哪里。

在我们自己明确我们理论上的分歧之前，新的一代已经察觉了，他们是非常接近我的观点的。莫斯科大学和皇村学校的青年，都竞相阅读我的《科学中的一知半解态度》和《论研究自然的信》，连神学校的学生也不例外。后面这一点，我是从谢·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处听到的，因为菲拉列特向他大发牢骚，威胁要采取精神防卫措施抵制这类有毒的食物。

大约在这同一时候，我从其他方面也听到了它们在教会学校学生中获得的成功。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我不能不在这里谈几句。

我认识莫斯科近郊的一个神父，他的儿子大约才十七岁，几次来找我要《祖国纪事》。这个腼腆的小伙子几乎什么也不讲，红了脸，显得手足无措，拿了书便匆匆走了。但他的脸聪明而开朗，很得我的好感，最后我打破了他那种缺乏自信的稚气，与他谈起了《祖国纪事》。他非常仔细和孜孜不倦地阅读的，正是它上面的那些哲学论文。他告诉我，高年级学生怎样如饥似渴地读我对各种体系的历史叙述，他们在受到布尔梅斯特和沃尔弗4的哲学的熏陶之后，读到我这些文章感到多么惊讶。

青年人从此不时来找我，我有充分时间考察他的才能和工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