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一章（第4/12页）

谈话就这么结束了。

翌日上午十一点钟，父亲派听差来叫我，这是极少有的，通常我在午餐前去见他，如果不与他一起吃饭，就在喝茶时跟他见面。

我进屋时，老人坐在书桌前，戴着眼镜，正在看什么文件。

“到这儿来，对，如果你可以分给我个把钟头时间……你就在这儿帮我整理一下各种字条。我知道你很忙，老是在做文章——文学家呢……有一次我在《祖国邮报》13上看见过你的大作，可惜一点看不懂，满篇深奥的术语。文学现在也变样了……从前写作的是杰尔查文，德米特里耶夫，现在是你了……还有我的表侄奥加辽夫。虽然，老实说，坐在家里写些小玩意儿，比整天在外乱跑，上雅尔饭店喝香槟好一些。”

我听着，怎么也不明白，蒙他这么关照的原因是什么。

“坐到这儿来，看看这份东西，讲一下你的意见。”

这是遗嘱和几份附件。从他的观点看，这是他所能给予的最大信任。

人的心理状态是奇怪的。在阅读和谈话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两件事：首先，他希望与戈洛赫瓦斯托夫和解，其次，他非常赞许我放弃领地的行为，事实上，正是从这时，即1845年10月起，直至去世，他不仅在一切场合表现了对我的信任，而且不时还跟我商量，有两三回甚至照我的意见办事。

如果谁昨天偷听过我们的谈话，他不知会怎么想？关于波克罗夫村的事，我父亲的回答我记得很清楚，我的记载没有改变他一个字。

遗嘱的主要部分是简单明了的：全部不动产由戈洛赫瓦斯托夫继承，全部动产、资金和我母亲的几幢房屋，归哥哥和我两人平分。然而那些附件写在没有编号的各种纸张上，一点也不明确。他要我们，特别是要戈洛赫瓦斯托夫担当的责任，实在是非常棘手的。它们互相矛盾，而且意义含糊不清，这往往会引起荒谬的争吵和诉讼。

例如，其中一张写道：“一切仆役，凡曾为余作过辛勤而忠诚之服役者，余一概允其获得自由，并托付尔等发给与其功劳相当之赏金。”

一份附件说，砖石旧宅归格·伊所有，另一份又把这屋子给了别人，只是指定给格·伊一笔钱，但根本没提到这笔钱是代替房屋的。根据一份附录，我的父亲留给一位亲戚一万银卢布，可是根据另一份附录，他分了一小块领地给那位亲戚的姐妹，要她付一万银卢布给她的弟兄。

应该指出，这些安排有一半我从前听他讲过，而且听到的不仅我一人。例如，他曾多次当我面谈到格·伊的房子，甚至还劝他搬进那儿居住。

我向父亲提议，请戈洛赫瓦斯托夫负责，与格·伊一起把这些附件归纳成一张总清单。

“当然，”他说，“米佳可以帮助我，可是他太忙呢。你知道，这些当官的……他哪有心思管我这个快死的舅父——他忙着视察学校呢。”

“他一定会接受的，”我说，“这件事与他关系太密切了。”

“我总是欢迎他光临的。只是我的头脑有时不太好，不能处理事情。米佳说话太啰唆，他一讲，我就累了，脑子都给他弄昏了。最好你先把这些文件拿给他，让他把自己的意见写在纸边上。”

过了两天，戈洛赫瓦斯托夫亲自来了。这个大形式主义者，对文件的混乱比我更加吃惊；作为古代语文学家，他这么概括他的意见：“亲爱的，这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遗嘱呢。”14我的父亲碰到这类情况，照例加倍装起病来，旁敲侧击地讽刺了外甥一番，然后拥抱了他，把脸贴在他脸上，弄得外甥很感动，于是家族的坎波福尔米奥和约15便正式签订了。

我们尽一切力量劝老人重新编订他的附件，综合成一份清单。他要自己动手，以致这事拖了六个月才完成。

财产分好后，自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谁该解放，谁不该解放？至于赏金，我曾要求父亲指定数目，经过再三商讨，他定为三千银卢布。戈洛赫瓦斯托夫宣称，这屋里的仆人都是谁，工作怎样，他一概不知道，只得让我来遴选。我先把家中所有的仆役全部开列清单。哪知消息一传开，所有老几辈的仆人统统从四面八方赶来找我，他们当中男的下巴颏上留着没剃光的灰白胡髭，秃头，衣服破破烂烂，脑袋有气无力地摇晃着，手哆哆嗦嗦（这是二三十年酗酒的结果）；女的满脸皱纹，戴着阔皱边的包发帽。这些与我素昧平生的教子教女，他们的存在，我简直毫无印象。有些我根本没见过，有些想起来像做梦一样。最后还出现了一些人，这些人我确实知道从未在我家做过事，只是常年靠身份证在各地揽活干，还有些人在这儿帮过工，可不是在我家，是在参政官家，或者早已在村子里定居了。如果这些行走不便的老头儿，变得干瘪瘦小、皮肤发黑的老太婆，想要解放证，那还好办；但问题恰恰相反，他们是打算在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老爷这儿住到去见上帝呢，何况他们每人几乎都有一大群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我再三考虑，琢磨来琢磨去，最后还是统统发给了他们证书。戈洛赫瓦斯托夫很清楚，这些不相识的人有一半从未帮我家干过事，但看了我的单子，吩咐全部照发解放证。我们签发证件的时候，他用手指搔搔头发，对我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