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的联盟（第4/8页）

张东荪希望共产党加入一个联合政府。他承认，中国共产党从未隐藏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党也从不讳言，中国又必须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但我自己和他们谈过，”张写道，“他们说，只有他们的儿子或孙子才能活着见到这一天。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现在，而是将来的问题。”“谁又能预测，50年或60年之后，革命的客观条件就一定能成熟呢？”他继续写道，“或许到那时，人们会有充足的食物，生活水平会有极大的提高，每个家庭都能自给自足。”他总结道，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推行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他们言出必行，而新民主主义正是他们下一阶段的工作目标。”因此没有必要害怕共产党著名的“未来革命理论”。[71]

施复亮是另一个持有同样观点的知识分子。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此时并不打算实现共产主义，甚至社会主义，因为条件并未成熟。现在他们最想建立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他特别提到了共产党对联合政府的支持：

有人说，这只是一个诡计，一旦时机合适，中共就会推行苏维埃制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不敢说他们不会，也不敢说这不可能，但“一旦时机合适”是一个客观的问题。……或许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我们将会从新资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

他总结道，无论如何，现在任何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不需要担心共产主义的威胁。[72]

我们无从知道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多大的普遍性。或许张东荪和施复亮的话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也或许代表了更多的人。此外，还有另一种考虑使一部分知识分子愿意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尽管人们对共产党曾在解放区使用的一些方式还存在着担心。有种观点认为，为了给一个进步的新社会奠定基础，有必要至少暂时牺牲某些自由原则。

的确，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些自由主义者持有这一观点。毫不奇怪，那些钦佩共产党在某些方面表现的人也持有相同的意见。其中包括我们前文中提到的国民党公务员，他认为或许暴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共产党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民主，因为他们消灭了当地恶霸并且使农民有了“在大会中代表自己发言”的权利。

一名赞成这一观点的学生对杨人楩教授——他曾强调过自由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之间的疏离感——提出批评。这名学生写道：的确，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难以接受共产党的暴力方式，他们极其重视个人的自由发展。自由主义者也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社会正义感，他们痛恨中国社会中固有的不平等。自由主义者重视自由，共产党强调平等，这种社会正义感至少可以暂时缓解他们之间的矛盾。特别应考虑到，共产党本身的成员大部分都来自中产阶级，因此他们实际上愿意接受自由主义者的善意批评。

这名学生继续说道，自由主义者知道，无论他们在文化上有多大的影响力，他们都必须做出妥协，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的软弱性。他们无法推翻旧社会是因为他们过于注重个人自由，忽视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没有在人民中间扎根，他们不明白土地改革和农民的觉醒是摧毁旧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特权利益的必要条件。他声称，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自由主义者应该加入共产党。在主要任务完成之后，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将有足够的时间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73]

杰克·贝尔登认为，可以肯定，最终只有一小部分人赞同共产党的计划。[74]内战期间知识分子的政治争论反映了他们对自由主义的坚持。由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软弱，他们的主张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知识分子意识到他们不仅无法影响国民党的行为，而且必须接受共产党的计划，这让他们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他们的政治评论因此充满了愤怒和失望。知识分子还痛苦地意识到，即将取代国民党的新政权很可能和国民党一样，在关于自由理念的某些基本原则上拒绝妥协，坚持与他们相对的立场，这使他们更难于做出抉择。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使自由主义者不再需要面对这种两难处境了。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选择，前者在政治上的几乎所有表现都是极度无能的，而后者的政治原则和自由知识界最为重视的某些理念正好相反。如果说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还保有最后一点忠诚的话，那是因为他们还怀有一丝微弱的希望，即他们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社会或许终有一天能得以实现。如果他们投向表现更为良好的共产党，毫无疑问必须放弃这一希望。但当国民党在军事上遭遇惨败后，这种两难处境变成了另一种选择，要么立刻和永久地流亡，要么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以及它的新民主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