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的联盟（第6/8页）

[5]参见《观察》的下列报告：沈阳记者：《沈阳晚寒》，1946年12月21日，第17—18页；长春记者，1947年3月1日，第18页（参见此处）；高超，1948年2月28日，第17—18页（参见此处）。

[6]汗奇：《东北十日》，《时代批评》，1947年8月16日，第25—28页。

[7]沈阳记者：《哈尔滨归来》，《观察》，1947年9月13日，第21—22页；袁云岚（音）的信件，沈阳，1948年2月17日（《观察》，1948年2月28日，第2页）。

[8]高超：《法币出关与流通券币值所激起的波浪》，《观察》，1948年4月3日，第17页。

[9]何永佶：《从印度分治说到中国前途》，《观察》，1947年7月12日，第4—5页。有关东北难民问题，参见第五章“政治无能：难民”一节。

[10]钱邦楷，第14和16页〔参见此处〕。

[11]下列文章见《观察》：（1）朱东润，朱是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我从泰兴来》，1946年10月5日，第8页；（2）特约记者：《亦是边区》，1946年11月9日，第19—20页；（3）江南记者：《江南情》，1946年12月28日，第15—16页；（4）何彭：《在内战最前线》，1947年9月27日，第18—19页；（5）李子静：《晋南解放区的斗争形势》，1948年3月6日，第15页；（6）西安记者：《陇东之战结束以后》，1948年6月19日，第16页；（7）兰州记者：《关于西北最近局势的报告》，1948年7月17日，第15页。

[12]参见此处。

[13]上海《大公报》，1947年2月14日。

[14]上海《时与文》，第2卷，1947年11月28日。

[15]特约记者：《空心战与穿心战》，《观察》，1948年5月8日，第13页。

[16]参见此处。河南西部相似的报道见野军：《揭开豫西的内幕》，《观察》，1947年11月15日，第17页。

[17]江沙：《在菏泽解放区所见》，《观察》，1948年3月6日，第13—16、18页；以及3月13日，第12—13页。

[18]浦熙修：《国民党三中全会鸟瞰》，《观察》，1947年3月22日，第15页；伍启元：《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观察》，1946年9月7日，第4页；吴世昌：《从美苏说到国内》，《观察》，1947年4月5日，第4页。

[19]见第七章。

[20]郑岳春：《苏北土地问题的三个阶段》，上海《经济周刊》，第3卷，1946年10月31日。

[21]《土地改革·地道战》，《观察》，1948年4月3日，第14页。

[22]《从战局看政局》，《观察》，1948年2月28日，第16页。

[23]吴世昌，第5页（参见此处）；朱东润，参见此处。他不赞成像分田地那样“分店产”，将私营企业主的资产和股票分给雇员——他声称在江苏泰兴县的农村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

[24]上海《大公报》，1946年8月1日。

[25]署名“张强立”的信件，西安，1947年10月30日，载于《观察》，1947年11月8日，第2页。

[26]李子静，第15页，参见此处。

[27]参见此处。

[28]范长江：《我们与苏北难民在一起的日子》，上海《文萃杂志》，第36期，1946年6月27日。

[29]上海《大公报》，1946年3月23日。

[30]在没有与中国协商的情况下，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达成一致，苏军对日开战的条件是恢复苏联在日俄战争期间损失的在东北的原有特权。这些特权包括：将旅顺港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在大连商港的特殊利益；南满铁路的部分控制权。蒋介石在6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才被告知这一决定，他随后与苏联签署了一系列协定，并在1946年2月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上接受了这一决定。《雅尔塔协议》的内容直到1946年2月才被公布。见罗伯特·C．诺斯（Robert C. North）：《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第215—222页。

[31]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324—340页。

[32]这一事件的动机和行凶者的身份仍是一个谜。中国共产党称之为“反动派和日伪残余势力的阴谋”（《新华日报》，1946年2月27日）。包括左派的《文汇报》在内的许多人声称，张莘夫是被苏联士兵刺死的（上海《文汇报》，1946年3月8日）。蒋介石随后暗示，中国共产党要为这一事件负责（《苏俄在中国》，第170页）。

[33]上海《大公报》，1946年2月22日。

[34]上海《和平日报》，1946年2月23日。

[35]这一消息得到了充分证实。甚至是《和平日报》都声称：“这是一部分反动分子干的，他们的目的是破坏蒋总统的威信和推翻人民协商会议的决定。”见上海《和平日报》，1946年2月27日。

[36]上海《立报》和《时代日报》，1946年2月27日。

[37]上海《大公报》，1946年2月22日。

[38]重庆《新民报》，1946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