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的复兴（第3/9页）

随后，蒋介石在自己牯岭的避暑别墅会见了中国劳动协会的领导人朱学范和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朱学范于9月12日返回上海，他宣布事情已经得到了解决，蒋主席已下令恢复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办事处及其下属机构，被捕的劳动协会成员可以交保释放。第二天，19名被捕的工会成员获释，其他人仍然没有被释放。然而，到9月下旬，南京的社会部向省政府社会厅下达了以下命令：

中国劳动协会、中国劳工促进会、中国福利会、劳工问题研究会以及其他团体均为工人组织。其宗旨或在促进工人福利，或在研究劳工问题。然据报近期彼等团体一直从事违反政府命令和规定之活动，组织工人，煽动罢工。本部要求，任何业已向有关地方当局登记之工人团体……均应严格遵守政府法令，不得从事组织工人之活动，不得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有关当局应严密监视此等组织之举动，以防阻碍各地工会之发展。[16]

事情显然并没有得到解决。中央政府现在宣布重庆和开封地方当局对工会的取缔是合法的。中国劳动协会进行了“重组”，随后朱学范和劳动协会的秘书长被迫递交了辞呈。11月10日，朱飞往香港，随后又飞到巴黎，参加了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在香港期间，一辆汽车撞向他乘坐的人力车，他因此而严重受伤。普遍传言，这次“意外”是国民党特务在这个英国的殖民地针对朱进行的一次未遂暗杀。朱从欧洲返回后，并没有回到上海，而是去了共产党统治的地区。政府在1947年3月宣布，在全国和各省建立总工会的筹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此后，全国总工会将取代中国劳动协会，代表中国工人参加有关的国际会议。[17]到这年夏末，政府宣布，江苏、浙江、广东、湖北各省的总工会正式成立。[18]

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无法清楚地解释中国劳动协会为什么被解散。据称，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各个方面“极大的震惊”，因为朱学范本身是国民党员，并且一贯支持政府的劳工政策。[19]朱学范曾是青帮的成员和杜月笙的“门生”。20世纪20年代，朱还是上海邮局的一名普通职员。在朱进入邮局工作后不久，他开始与他的朋友、上海邮政工会的一位组织者陆京士一起工作。在成为杜月笙的“门生”后，朱的地位迅速上升，并在1928年被任命为国民党资助的上海市总工会的主席。

事实上，朱学范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至迟在1944年春已经产生了裂痕。当时，中国工人福利委员会在重庆成立。政府为新机构的董事会指派了一批官员、社会工作者、劳工领袖，朱学范并不在最初任命的委员之中。1945年5月1日，政府召开了工人福利委员会的成立会议，大约2000名工人举行了抗议示威，反对这一协会的成立。社会部约见了朱学范，并提醒他中国劳动协会必须服从社会部的指令。随后，政府要求朱在一封“悔过书”上签名，但被他拒绝了。[20]

这样一来，就突然出现了两个任务相同、都由政府资助的独立的劳工组织，这一结果显然是由于朱和中国劳动协会日益增长的独立性引起的。整件事背后的细节一直没有公开。但事后看来，朱学范似乎已经站到了他最初极力反对并试图压制的一种立场上。当朱听到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后，他开始更多地代表工人利益与政府交涉，而不是相反。当时的一个观察员认为，朱的这一转变是由国内外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力造成的。一方面，国际社会批评中国劳动协会是一个完全由政府控制的组织，并不能真正代表中国工人，这让他感到苦恼。[21]另一方面——这里或许有追求个人权力的因素——他自己也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人领袖，想在1943年后国民党统治区恶化的经济环境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22]

不管具体理由是什么，朱很快就开始以自由主义的立场公开谈论一些问题并且批评政府的做法。1945年8月初，他给重庆的《大美晚报》写了封慰问信，当时这份报纸因为批评国民党而暂时被禁。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23]中国劳动协会拒绝和另外170个国民党右翼组织一起递交请愿，反对一项自由议题。尽管如此，许多人仍认为中国劳动协会是反对该自由议题的组织之一，中国劳动协会为此专门给重庆当地报纸写了一封公开信，申明自己并没有递交反对自由议题的请愿书。

最后，在会议闭幕当天，中国劳动协会公布了自己的一系列要求，包括：实现基本人权、成立联合政府、消除引发内战的根本原因、将土地还给农民、废除限制工人权利的规定并修改《工会法》、保证工人罢工和集体谈判的权利、依据生活成本指数确定最低工资、保障工人的基本生活。[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