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的复兴（第4/9页）

对工人的公开支持使中国劳动协会最终明确无疑地成了工人真正的代表。中国劳动协会曾是国民党的最长期支持者之一，该组织的转变清楚地预示了战后工人运动此后的进程。我们仍然不清楚朱学范背离国民党的具体原因。[25]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政府试图控制整个劳工运动的努力屡次被战后糟糕的经济所拖累。政府始终没能恢复它在日本入侵之前的10年对工人的控制力。

政府控制工人的其他努力

用全国总工会替换中国劳动协会只是政府在这一时期为控制工人采取的几种手段之一。对政府努力更全面的了解只会显示政府的失败有多么严重。

1947年年初，上海社会局修改了规定，允许超过100名工人的工厂组织自己的工会。这样的小工会被鼓励加入全行业工会。某个特定地区的不同行业的几个小工会组成的地区工会将被重组成工厂和行业工会。这么做的目的是破坏地区工会与工人之间的密切联系——由于这种密切联系，一家工厂的劳动纠纷往往会迅速“传播”到邻近的工厂。[26]1947年10月，在上海社会局的召集下，工会官员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要加快厂工会的建设，地区工会的重组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27]

到8月底，政府将大约50万上海工人重组成453个工会（293个产业工会和160个职业工会），还有25个工会正在组建之中。产业工会拥有293600名工人，其中近一半人属于上海的74个纺织工会。通信和运输工人有86200人，他们占职业工人的一大部分；维修及建造业工人为43125名。[28]所有这些工会都隶属于上海总工会。天津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工会总共有6万名工人，工人们所在的工会都隶属于政府监督的市工人联合会。

除了官方组织的工会，政府还采取了它曾在战前使用过的组织控制方法。现在，这些方法包括：在年轻工人中建立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分支；将尽可能多的工人，特别是工人领袖和活动分子，吸收进各个国民党控制的团体和协会中来。在上海，陈立夫和吴开先直接领导陆京士的旧工会组织，他们以旧工会为基础成立了上海工人福利委员会，这是政府最重要的一项重组工作。另一个规模较小的政府工会是齐元普（音）和吴广元（音）成立的工人救助会。1948年8月，上海制定了第二次紧急经济改革计划，政府建立了由年轻工人组成的大上海青年服务团，协助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志愿调查大队实施改革计划。

在上海，工人福利委员会在政府的授意下进行了许多活动。政府在其他城市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只是这些策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施还不得而知。在上海，工福会的成员被派往各区和各个工厂，劝说工人中的上层人员，诸如工头、文职人员、工会领袖、年轻的积极分子加入协会。周学湘回到卷烟厂后，立刻恢复了他原来在工人中的影响力。周恢复并发展了战前的工会组织“励社”，并在该组织的基础上创立了烟草工人福利会。通过这种方式，周将上海市各个卷烟厂工会的领导者组织在一起，一共超过了200人。这些人随后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组织工作，目的是让工人加入国民党的工会组织和护工队。上海成立了许多这样的护工队，它们通常是由工人福利会的干部领导的。

上海仿照南京的中央培训机构建立了一家社工培训学校。参加培训的工人必须加入国民党。培训结束后，学员们会被任命为工福会一级、二级或三级干部。福利会会向更重要的工厂——即工人运动活跃的工厂——的工会派遣自己的“秘书”，让他们观察并报告工会领导和工人的活动。许多工厂都有工福会安插的秘密特工和调查组，他们的任务包括：收集工人中左翼分子的情报，列出“危险分子的名单”，等等。

还有许多其他的工人组织，它们都和政府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些组织包括由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骁风社、军队控制的协一社、南京“某部门”控制的兴盛社以及兴中学会。其中一些是小规模、组织严密的团体，其他一些则是有大量会员的互助性质的协会。国民党在工会的组织上付出了如此大的努力，以至于在一家工人运动特别活跃的企业大隆机械厂，出现了10个不同的亲政府的社团和组织。[29]

然而，工会组织的庞大数量并不表示工人是支持政府的。一份解放后的资料显示，国民党的护厂护工队的名单通常是事先定好的，而不是由工人自己决定的。表示异议的工人会被当作亲共分子。工人们有时会受骗加入这类组织。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几个纺织女工以为她们要加入一个社会组织，她们缴纳了会费，但并没有仔细读她们领到的入会手册上的内容。她们后来才吃惊地发现自己加入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一些工人则在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了这些组织，他们这么做是希望保住自己的工作。政府引诱工人的条件有：如果他们加入组织，将可免于入伍；一旦他们的工厂举行了罢工，他们将不会被捕；他们将成为工厂重要干部，还能携带武器。上海有1.5万工人加入了护厂小组，但在这些工人中，被政府视做“骨干力量”的最多只有几百人。同一份资料来源说，尽管国民党在这一时期做了种种努力，但它“从未能够真正在上海工人中间扎根并有效地控制他们”。[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