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者与战败者（第5/8页）

除了以上机构，上海还成立了监察院驻江苏省特派员办事处，该办事处的主要职能是调查所有上报的腐败案件。该办事处会依据调查做出处罚的建议，并将调查结果写成报告，呈交中央政府。[40]随后，12月10日，中央政府在东南地区的两名特别代表抵达了上海，调查接收工作在民众中引起的普遍不满。[41]最终，在12月底，几个城市设立了“委员长信箱”，这样蒋介石就能够亲自看到每一封举报贪污官员的匿名信件，也能够清楚地了解民众的怨气了。[42]

现实

上述政府行政机构，特别是上海地区行政单位的混乱状况，只是对实际接收过程中“不规则行为”的一种粗略反映。[43]10月26日，蒋介石给新任上海市长钱大钧发了一封电报，以下是该电报的部分内容：

余经可靠渠道获悉，京沪平津地区军政及党务人员一直生活奢靡，沉溺嫖赌，并假借党政军机关名义，强占巨宅大院，充作公署，他们无恶不作，不择手段，及至敲诈勒索。传闻的沪、平情状最烈。余不知此等官员自觉其行止否。汝有何相关见闻？于光复地区腐化至此等程度而无丝毫自重，在当地民众而言，无异耻辱，亦是对我捐躯疆场英烈之不敬。余闻此情，为之痛心疾首，亦感愧赧。……汝悉电即可着令所部严禁嫖赌，并关闭一切假借各机关名义设立之公署。一切敲诈勒索或非法侵占民宅案件，盖须一则由市府当局严办，二则俱报本人。不得有任何徇私袒护罪犯情况发生。[44]

然而，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当局，都没有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不管怎样，在11月初，当蒋发布这些命令时，大部分伤害已经造成了。《新民报》指出，公众感激总统对政府官员的警告。但该报接着猜测：几句公正的话就能赢得民众如此的感激，如果委员长的命令能得到有效执行，光复区人民会给予他怎样坚定的支持啊。“不幸的是”，文章总结道，“委员长下属的所作所为极大地损害了他本人的努力。整个国家的事务不能依靠委员长一个人的善意解决。”[45]

上海—南京地区

尽管中央政府多次发出了遏制腐败的命令和警告，但大部分负责执行命令的地方官员仍然是阳奉阴违，我行我素。例如，许多接收官员随身带有大量的政府货币（法币），他们知道中央政府无法立刻为光复地区提供所需数量的法币，为了充分利用这一情况，他们有意推迟了法币和伪币之间的兑换。胜利日之后，伪币的价值迅速下降，但仍作为法定货币在市面上流通了几个月。这一期间，接收官员的商业活动对价格的上涨起到了推动作用。在伪币贬值的过程中，许多人陷入了经济困境，他们不得不贱卖自己的房屋、土地和其他资产。购房者通常是内地来的带有大量法币的政府接收官员。对这种行为最温和的一种评论是：“一定有许多追求暴利的奸商混进了接收官员的队伍。”[46]

到9月下旬，已经有大量这样的批评见诸媒体。中央政府下令，重庆各政府机构派出的接收人员不得携带大笔的法币。命令还禁止上海—南京地区的接收人员从事商业活动、以强行制定的价格购买黄金或以政府机构的名义购买房产。

即使这样，情况也没有好转。到10月底，在上海，“重庆人”已经成为贪污者的同义语。因为，新接收官员抵达上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日伪人员的财产据为己有。国防部的接收官员和经济部的接收官员为争夺4家面粉厂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并不是要将它们归还给原来的中国所有者，而是打算将它们变成自己的财产。[47]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中央宪兵大队的第23团，表面上看，这是一支由高中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组成的精锐部队。这支部队于1945年8月下旬抵达上海，是最早进驻上海的军事单位之一。这支部队的成员犯下了许多劣行：以搜捕叛徒为名非法逮捕平民、强占私有房屋和车辆、没收大批必需品。在经警告无效后，淞沪警备司令部于10月12日发布命令，逮捕了这个团的指挥官，并对该团的劣行展开正式调查。[48]

虽然对第23团的惩罚是向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但个别措施并不足消除所有混乱，扭转整个局势。接收人员的贪污腐化最糟糕的结果是对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工厂设备被拆除了，仓库里的大量商品和原材料要么被卖掉，要么为了未来更大的利润而被囤积起来。《大公报》认为最初接管了许多工厂和仓库的军事单位要为上海的经济混乱负主要责任。军队经常拒绝把他们接收的资产上交给“合法的当局”。由于军队拒绝发放工厂仓库里的原材料或归还运输工具，工厂无法恢复生产。当电话局的工人进行通信维护时，他们发现，许多电话机和其他设备已被转移，并安装到了军官的办公室里。同样，铁路工人发现他们无法进行必要的维修，因为大量的材料和设备被军队拿走了。[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