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损害公众对政府信心的第三个原因是糟糕的经济表现。在胜利后的头几个月里，政府没能推出并实施人民需要的有效的经济和金融措施。正如许多作者指出的，这些措施包括稳定物价、抑制投机、防止经济在由战时转变到和平时期而引起混乱。接收官员的行为使人们严重怀疑政府是否真像它自称的那样正直公正和关心人民的利益。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使得人们怀疑它是否在政治上也同样无能。公众将政府的公正和能力这两个问题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无论怎么看，政府无法消除战争结束引起的经济混乱都是因为它未能有效地监管接收官员的行为。

西南地区的问题

由于战争结束，内地的战时工业变得无利可图，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人们原以为政府会将接收的敌伪企业补偿给经营这些战时工业的工厂主和商人。如果是这样，日本占领区的工业基地就能够吸纳已经十分萧条的内地地区的管理和生产资源；政府也能够给予追随自己来到西南内地的工业界人士相应的奖励，作为对他们忠诚的回报。但与此相反，政府只是纵容官员、奸商和官僚资本家大肆侵占日占区的工业资产，完全忘记了原先支持自己的民族资本家。

这场争论的焦点人物是那些在日本人入侵后，将企业留在上海和其他地方，跟随政府来到内地的中小工业家。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用自己所能得到的最少的资源发展起了战时的工业基地，为政府控制的地区提供支持。他们的企业受限于原材料和资金的缺乏、劣质的装备和技术、生产能力不足和运输困难等许多因素。由于许多企业家在履行人们通常所说的爱国责任时，已经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他们期望——政府的确也曾答应过他们——一旦战争结束后，政府能以某种形式的补偿回报他们的忠诚。

日本投降后，政府的所作所为很快让人们怀疑它是否忘记了中小企业在战争期间提供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帮助。在重庆，有流言声称，某些身居高位的官员对战争期间日占区的工业所遭受的困难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战时首都的工业领袖们感到事情似乎出了差错，他们发布了一份公开声明，要求将所有敌伪工厂移交给那些跟随政府来到西南地区的企业家。他们还要求政府让他们参与敌伪工厂最初的接收和此后的管理。[72]

对于西南地区的许多中小工业来说，能否获得日伪资产很快就成了一个事关生存的问题。到9月中旬，西南地区的工业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经济恶化的迹象十分明显：需求下降、商品价格大幅下跌、流动资金短缺、工厂倒闭、破产的案件大量增加。日本投降后不到一个月，重庆的金价就从每盎司20万元（法币）下跌到4.8万元，羊毛的价格从每担11万元下降到3万元，桐油的价格从每桶7万元下降到1.7万元。其他商品的价格也有类似的下降。[73]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对投机者和合法的企业家造成了同样严重的打击，因为投资黄金和大宗商品是人们抵御战时通货膨胀风险的最常见的手段。

但是，尽管商品价格大幅下降，仍很少有人购买。西南地区的许多工厂是为了满足战时的需要而建立的，这些工厂的生存几乎完全依靠战争生产委员会的订单。在8月中旬，当订单减少或取消后，这些工厂不得不停止生产。到9月中旬，西南地区一家战时主要的钢铁厂关停了大部分设备。国营的重庆钢铁厂在9月底几乎完全停工。与此同时，有报道称四川纱厂由于缺少原棉而被迫停产。虽然湖北和陕西的棉花获得了丰收，但由于运输条件的糟糕，新的棉花无法抵达四川。据估计，在光复地区，有10万担敌伪棉花封存在仓库里，因为没能及时转移，这些棉花全被冻坏了。即使这些棉花以后被运往内地，它们也无法使用了。[74]和其他商业企业一样，重庆大部分小型的烟草厂也被迫关闭了。

根据中华工业联合会云南分会1945年11月的统计数据，昆明市77个工业企业中的37个已经关闭，没有关闭的企业也缩小了生产规模。到1946年2月，据估计昆明有90%的工业企业完全停产。[75]

由于国民党政府没有承认中小企业家的“爱国贡献”并给予他们应有的回报，共产党看到了获取政治资本的大好机会。共产党立刻发布了一项声明，支持重庆工业界的诉求，并要求救济失业工人。[76]政府的确宣布了一项50亿美元贷款的工业救助计划，但这个数字甚至不能满足重庆附近的工业和矿业的需求。

仓促成立的“四川工业复兴协会”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政府立刻向全省的农业、工业、商业、矿业以及金融业企业提供切实有效的援助。[77]人们普遍认为，即使政府满足了这些要求，也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政府不可能无限期地支持西南地区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应该寻求一种更根本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