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者与战败者（第3/8页）

姜鹏飞曾在大连和沈阳替日本人工作，他在河北东部帮助日本人组织伪军，并被送到日本进行进一步军事学习。战争结束后，他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同样驻守在河北东部的新27军的指挥官。1946年3月，苏联军队即将撤离中国，姜鹏飞和他的部队被空运往东北的长春，负责接管这一地区。他的任务是整编伪满洲国的军队以及在东北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组织暴动。1946年9月10日，他在哈尔滨和李明信、崔大刚一起被处决，罪名是阴谋举行武装起义，企图重新夺回中国共产党占领的城市。据说在战争期间，李明信是日本人的特工，战后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敌后战区工作委员会的一名军事专员。崔大刚曾多次变节投敌，既替日本人工作，也为国民党提供情报，在哈尔滨策划这次没有成功的阴谋期间，他的身份是国民党第6军的一名军官。在共产党占领的另一个城市张家口，人们发现了类似的阴谋，这一次被处死的反革命分子是刘建勋。刘曾在天津替日本人组建过一支特务分队，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马上将刘招入了自己的秘密警察队伍。[22]

根据何应钦将军的描述，日本指挥官冈村宁次在1945年11月底，正在进行“联络工作”。[23]南京的一家报纸指出，当冈村宁次在1947年2月返回日本时，政府显然并不认为众多中国人的死是他的责任。“我们不知道，”社论最后说，“政府是否会为冈村大将的离去举行一次盛大的欢送会。”[24]

但是很显然，并不只是国民党才在战后利用敌人的力量。周佛海在接受审判时声称，共产党的代理人曾提出让他直接指挥一支共产党军队，但他拒绝了这一提议。当然，这一声明的内容很难得到证实。郝鹏举的例子则更加真实。他曾在汪精卫政府中担任过伪军指挥官。1945年以后，他投降了共产党，被任命为华中民主联军司令。在1946年底，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攻势达到高潮时，郝又改变了主意，率领自己的部队投向了政府，他的叛变严重损害了共产党在苏北的地位。尽管如此，在战后与日本人和汉奸合作的问题上，共产党受到的指责要比国民党政府少得多，因为政府方面有太多得到确认的实例了。其结果是，在这一问题上，政府承担了公众大部分的不满情绪。

无论政府认为在与共产党人的冲突中，日本人和伪政府人员的帮助有多么必要，这种帮助以及政府获取这种帮助时对公众感受的忽视都带来了沉重的代价。北平（1949年9月，共产党将这个城市的正式名称重新恢复为北京）一家报纸的一篇评论反映了大多数人的看法：“我们无法掩饰对这样一个严重问题的轻蔑和愤怒。”这篇社论认为，数千名伪军对击败共产党起不到任何决定性作用。使用他们反而是对国家纪律和道德的一个重大打击。[25]针对这一问题，一家重庆报纸做出了类似的评论：

让更多人感到失望的是惩处汉奸的问题。的确，到目前为止，已经逮捕了一批汉奸，但平津地区的全部汉奸和叛国者几乎都没有受到惩处。大部分伪军都在“改编”后“恢复正常”，伪政府中的大部分人员也仍然担任原来的职务。南京和上海的许多叛国者脱下了原来的制服，很快就在其他政府机关找到了新的职位。要知道，这些叛徒一直受到人们强烈的憎恨。现在，胜利终于到来了，政府却没有马上给予他们应有的惩罚。人们怎么能相信这个社会有公正可言呢？[26]

腐败

国民党政府没能采取令人信服的措施，公正地惩处战争时期的叛国者。同样，在处理敌人的资产上，它也显得不够公平合理。重庆派遣的接收官员以权谋私成为光复时期的一个鲜明特点。根据一般的说法，接收官员最关心的是五件事：金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面子。[27]9月27日，《大公报》这样评论官员的腐败：“在南京和上海，政府只用了短短二十来天就失去了民心。”

简单地说，接收（光复）是指代表国民党政府的文职和军事官员接管和控制原日占区傀儡政府的所有政治、行政和军事机关以及日伪的所有资产——无论是公家还是私人的——的过程。在处理工厂、办公室、仓库和住房等资产时，接收人员应将这些资产先封存起来，然后进行调查。如果某项资产是日本人从原来的主人那里非法夺取的，则应将它退还给原主，如果是无主的资产，则按照正式的程序确定新的所有人。在以这种方式处置之前，依据官方的规定，接收的工厂应该停止生产，接收的仓库中的存货是不允许搬动的，接收的房屋里的住户必须搬走。

但在这样的时期，由于几乎没有制度上的保障，这些规定的有效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收官员的操守。腐败之门对所有的接收官员都是敞开的，没有任何总体规划或统一的政策规定哪些资产是可以没收的，又该由哪些官员来执行。相反，在8月和9月，不同的军事和政府部门发出了一连串混乱的规定和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