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至12月（第5/15页）

4月14日，星期日

英军登陆挪威。

4月16日，星期二

在卢茨·哈德根家晚餐；又是男孩比女孩多出许多，这似乎已成了常态。维提·沙夫戈奇突然出现，本来他正打算经俄国赴美国，但盖世太保却驳回他的外交任务，老远把他从莫斯科召回来。现在他准备入伍。

4月17日，星期三

复活节采购。替乔吉买了一条抢眼的领带，不需配给票。

认识一位名叫哈索·冯·埃茨多夫的人，听说他既聪明又可靠，我倒觉得他有点呆板，不过普鲁士人通常都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放松。目前他在外交部担任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的联络官。

埃茨多夫博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重伤，退役后于1928年进入外交界服务，连续派驻东京及罗马。蜜丝认识他时，他正担任外交部与参谋长哈尔德（他反对希特勒的侵略计划）上将之间的联络官及大使馆顾问。埃茨多夫与多位立场同哈尔德一致的高级将领亲近，企图说服他们采取行动。然而西欧各国在大战爆发前采取姑息政策，加上大战刚开始希特勒连连奏捷，这两项因素有效地削弱了所有反希特勒派的势力。

4月20日，星期六，棕树节

早上我们半正式地去晋见普鲁士的路易—斐迪南王子的妻子基拉。他是皇储的次子，她则是罗曼诺夫家族少数生还者的大家长，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大公爵的女儿。她有两个小宝宝。

4月22日，星期一

母亲得了腿部血栓症，卧病在床，令人忧心。

我们彻底断食。教会顾及战时营养不良的情况普遍存在，准许我们不断食，但我们的食物本来就少，又想多存点粮票过复活节。

4月23日，星期二

上教堂。

4月24日，星期三

上教堂。

4月25日，星期四

今晚在教堂里，依惯例阅读“十二福音书”。

4月26日，星期五

刻意断食到今天，我们俩都处于半饿死状态。

4月27日，星期六

两边办公室都特准我们上教堂告解及领受圣餐。晨间弥撒持续到2点。午夜弥撒在俄国大教堂内举行，但人太多，我们被挤到街上。然后我们到迪基·埃尔茨家和一群朋友聚会，玩到早上5点才散。我们已经好久没出去玩了。埃氏兄弟是奥地利人，产业在南斯拉夫。迪基是唯一没被动员的人。

4月28日，星期日

复活节。我们去波茨坦，巧遇普鲁士布尔夏德王子的父亲，奥斯卡王子；他也是先皇帝的儿子之一，是位身穿红金俊挺制服的老绅士。

我们做了一道复活节奶渣糕[10]，可口极了，非常得意，因为材料缺得厉害。

战争开始后许多必需品几乎完全消失，我的办公室内因此出现一个极滑稽的现象：近来老板们不停抱怨卫生纸消耗量神秘大增，起先他们认为职员一定得了某种新型的传染性痢疾，但几星期下来，耗损量不见下降，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每个人上厕所时都撕下十倍的卫生纸，偷偷带回家。于是上面发布了一道新规定：所有职员必须到“中央核发处”领取每天所需的卫生纸！

5月2日，星期四

英国首相张伯伦宣布弃守挪威；情势急转直下，令这里的人大为震惊，因为很多德国人其实私底下还是挺佩服英国人的。

5月4日，星期六

参加了一个盛大的外交官接待会。外交部的职员现在都得穿一套很难看的制服——深蓝色，加上一条白色宽皮带。自助餐宴席极丰盛，但没人敢露出馋相，率先去拿。

广播电台现在来了一位非常怪异的同事，姓伊利恩，每天都穿得破破烂烂，戴副厚眼镜。他持美国护照，在芬兰出生，大半辈子待在西藏，和喇嘛住在一起——他吹嘘说他从来不洗澡——虽然他薪水领得不少，但他现在也从不洗澡，对其他人来说是个酷刑！偶尔他会教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和我讲几句简单的藏语。

5月7日，星期二

刚拿到一份机密新闻——莫洛托夫要求德国政府别支持柏林的俄国教会，因为教会领导人对苏维埃不友善！

胡乱吃完一顿晚餐——小圆面包、酸乳酪、热茶和果酱。现在买酸乳酪尚不需受限制，于是成为我们在家里的主食，偶尔配上水煮燕麦粥。每个人每月大约分到一罐果酱，牛油太珍贵，根本维持不了多久。塔蒂阿娜提议在厨房餐桌上轮流挂上“早餐”、“午餐”、“晚餐”牌，加以辨识，因为食物内容基本上完全一样。我有一位荷兰籍送牛奶的朋友，偶尔他会从“孕妇”存货中留一瓶牛奶给我。可惜他马上就要回荷兰了。有时下班后还得大排长龙，只为买一小块跟指头差不多大的乳酪，令我绝望。幸好店里的人态度都很友善，还有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