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柏林记忆》

这本日记的作者，玛丽（“蜜丝”）·瓦西里奇科夫[1]于1917年1月11日生于俄国圣彼得堡，1978年8月12日因白血病病逝于伦敦。

她在家里五个小孩中排行老四（第三个女儿），父母为伊拉瑞恩公爵及莉蒂亚女爵[2]。1919年春天，他们夫妇离开俄国，蜜丝以难民身份在德国长大，赴法国读书。因为俄国大革命之前，父亲的家族在立陶宛（1918—1940年间为独立共和国）拥有产业，蜜丝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曾在该地的英国公使馆做过一段时间的秘书。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蜜丝和二姐塔蒂阿娜（后为梅特涅公爵夫人）身在德国。她们到母亲童年玩伴奥尔加·皮克勒伯爵夫人位于西里西亚的乡间别墅“弗里德兰城堡”过暑假，其他的家人则分散世界各地——父母及弟弟乔治（“乔吉”）住在立陶宛，姐姐伊连娜住在罗马，27岁的长兄亚历山大则因肺结核于该年早些时候死于瑞士。

20世纪30年代早期，全球经济萧条，外国人几乎不可能在西方民主国家申请到工作证，唯独法西斯意大利和（更有甚者）纳粹德国因大规模营造公共土木事业及重整军备，才能让（像瓦氏姐妹这样）具有特殊工作技能却无国籍的人谋职活口。1940年1月，两姐妹遂迁往柏林求职。蜜丝的日记从她俩抵达德国首都后开始。开战后的第一个冬天，除了停电与食物配给吃紧之外，生活出奇地“正常”，只有在4月德国入侵丹麦及挪威之后，随战争而来的恐怖及道德困境才逐渐渗透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终至主宰一切。

因为德国缺乏语言人才，蜜丝虽不是公民，却很快先在德国广播电台找到了一份工作，后转至外交部情报司上班；在那里和一群后来积极参与著名“七月密谋”[3]的反纳粹核心人士共事。蜜丝对于施陶芬贝格伯爵暗杀希特勒失败，以及接下来的恐怖统治（她有好几位密友及同事因此身亡）的详细日记，成为至今对该次事件唯一的一份目击记录。待她终于逃出遭轰炸的柏林荒城之后，又在盟军轰炸下的维也纳医院里担任护士，度过大战的最后几个月。

蜜丝极爱写日记，每天都用打字机将一天大事打出来，只有几篇较长的事件描述，如1943年11月的柏林轰炸，是她随后补上的。她用自小熟悉的英文写作，打好后逐页保存在她办公室的档案柜内，就藏在公文之间，每当页数积得太厚，便带回家找个地方藏起来。偶尔也会藏在她正巧去度假的乡村别墅里。刚开始一切都很公开，她的老板会说：“好了，蜜丝，把你的日记收起来，干点儿正经事！”经过“七月密谋”之后，她才变得比较谨慎：那个时期的日记全用一种私人的速记法写成，战后她才转写出来。

尽管因为轰炸连续搬了几次家，且在战争结束时仓促逃离围城维也纳，但她的大部分日记，包括最重要的几个历史片段，竟然都保存了下来；残缺的只有1941年、1942年及1943年初这几个部分——有些被刻意摧毁，有些则遗失了。

大战结束后不久，蜜丝打出了速记部分的全文，并将其余日记重打一份。这一份日记保存了25年，直到1976年，蜜丝在亲友鼓励下，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决定将它公之于世。原文删减更动处极少，修改的部分多因语言或编辑问题，或是替姓名缩写加上全名，因为她坚信，倘若自己的日记果真具有任何价值，乃因记载的当时原无意出版，所以每个字都发自内心，全无掩饰虚矫。她觉得日记中的目击记录及当下的情绪反应才是最真实的，若为了顾全自己的颜面或其他人的感觉，以后明显可看出掺假，甚至筛检，那就失去意义了。

定稿后的第三份日记，是蜜丝在她临终前几个星期才完成的。

出版整理我姐姐蜜丝的稿件期间，最让我感到欣慰的，便是在搜集与查证背景资料、消息来源及照片时，不论向谁求助，不论对方是否认识蜜丝本人，都立刻得到全力的配合（有时也包括热忱的款待）。对某些人来说，这意味着必须勾起某些回忆，无论这些人在那个黑暗时代所坚持的政治立场及所作所为多么令人景仰，回忆仍令人伤痛，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他们的宽宏大度。

对我帮助最大的人，首推伊丽莎白（“西西”）·安德拉西伯爵夫人（原维尔切克女伯爵）。她告诉我大战尾声最后那几个星期与蜜丝共度生活的细节，替姐姐的回忆录做了最重要的补遗。接着我要感谢克拉瑞塔·冯·特罗特·祖·佐尔兹博士，她是蜜丝的密友，也是在蜜丝临终前几周唯一看过整份完稿的人。之后，她不遗余力地协助我，并允许我摘录其先夫亚当写给她的信件。然后我要感谢哈索·冯·埃茨多夫博士给我的鼓励，他写的介绍和个人回忆都对我帮助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