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至12月（第3/15页）

2月13日，星期二

母亲和乔吉今早离开，去西里西亚探望奥尔加·皮克勒。我们希望他们能在那里待久一点，恢复元气后再前往罗马。

2月14日，星期三

最近很少看到塔蒂阿娜，我每天早上5：30起床，下午6点左右才回家。每天通车进城的时间十分漫长。塔蒂阿娜从早上10点工作到晚上8点，还经常加班。

2月22日，星期四

经过两天的煎熬，今天收到一个已付费的包裹，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真是非常幸运。

3月2日，星期六

今晚巴西人举办一场盛大的鸡尾酒会。大使住在城郊。我不喜欢看到美丽的俄国圣像挂在留声机上，这些外国人着迷于搜藏圣像，随处乱挂，令我们这些东正教教徒大为震惊。我提早离开，结果在回家的路上迷了路。

艾许文·祖尔·利珀—比斯特费尔德从齐格菲防线（盟军替德国在1938—1940年间所修筑，大致与法国著名的马其诺防线平行的碉堡及据点网的名字。后来因为一首英国通俗歌曲《我们将在齐格菲防线上晒衣服》而声名大噪）归来。

3月3日，星期日

早上俄国教堂内的圣诗唱得美极了。通常星期天我仍需上班，做完礼拜待在家里弹钢琴，四周围绕奥尔加·皮克勒鬼气森森、覆罩家具的床单。

3月4日，星期一

我感冒严重，决定这几天晚上都待在家里。塔蒂阿娜每天晚上都出去，认识了一大票西线上的男孩。

3月12日，星期二

正从西里西亚赴罗马途中的母亲从维也纳打电话来，说乔吉不见了。火车停进小站时他去检查行李，没想到工作人员趁他不注意，把行李车厢卸下来挂到另一截火车上，现在他正随行李驶往华沙。两个人的车票都在他身上，他没有护照，口袋里只有五马克。母亲只好满怀希望地在维也纳等他。

3月13日，星期三

去参加弗雷德家的派对。我到的时候，只有双胞胎姐妹埃达（“迪基”）和卡门（“西塔”）在，她们陪我在浴室里整理头发、聊天，很骄傲地拿西班牙内战时期雅各将军及莫斯卡多将军的信给我看；那时她们替驻守西班牙的德国秃鹰军团担任护士。现今世界名流她俩全认识，包括教宗本人。这是她们的嗜好。

德国秃鹰军团是德国空军的一支单位，加上一些地面部队于1936年组成，使命为帮助西班牙内战的民族主义者，其中还包括专业的医护人员。

3月14日，星期四

下午陪艾拉·皮克勒去埃琳娜·柏纳索家。她虽在俄国出生，却完全不懂俄文，父母看起来倒像百分之百的俄国人。她的丈夫阿戈斯蒂诺在这里的意大利大使馆工作。稍后，一大群意大利女士来串门，显然每个人都在为戈林元帅的新生宝宝织小衣服，有点太肉麻了吧！

3月16日，星期六

海伦·比龙来喝茶，我们在弗里德兰及这里的男主人卡尔—弗里德里希·皮克勒也来了。他一如往常，非常乐观，认为战争将在圣灵降临节前结束。虽然他对我们一直很好，但我总觉得在他面前就是不太自在。

后来，大家移师到邻居阿加·冯·菲尔斯滕贝格家里，她开了香槟。

3月18日，星期一

今天放假，睡到11点，然后去塔蒂阿娜办公室找她，一起吃午餐。午后，我们走到仍是一片冬日景致的蒂尔加滕区内散步。傍晚去参加丹麦大使德·威特夫妇开的盛大派对。

3月20日，星期三

今晚我们俩都很早上床。法国总理达拉第辞职了。

达拉第曾三度出任法国总理，最后一任的任期为1938—1940年（同时兼任陆军部长），曾在慕尼黑协定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继任者为其政敌雷诺（1878—1966）。

3月22日，星期五

今天是复活节前的星期五，我却仍得上班，忙得头昏脑胀，连续打字九个小时。我的老板E先生见我快昏倒了，拿出一瓶荷兰杜松子酒，虽然能够提神，却非常难喝。他和他老婆整天吵架。看他们这样，我坚决反对夫妻共事。我不喜欢他，与他保持距离。不过有一次他俩刚吵完一架，他探出窗口去透气，我却有股想把他推下去的冲动。现在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和我上同一个班次，经常打照面，每次觉得快受不了他们夫妻时，我们便轮流躲到打字机后面。办公室已迁到夏洛特街上的另一栋建筑内，老板们因此不必整天听戈培尔唠叨。以前部长先生每隔一个钟头就会召见他们一次，现在只能在电话里口沫横飞……

回家时已精疲力竭。

3月25日，星期一

今天放一整天假。塔蒂阿娜和我去波茨坦玩。天气好极了，我从来没去过那个可爱的驻防小城，柏林完全缺乏那种魅力。回柏林时，正好赶上一场白俄哥萨克“黑海”演奏会，极为成功。德国人很喜欢这类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