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最后一笔（第4/4页）

同时，他继续说道，他犯下了许多错误，做了过多的妥协，是根本没有利益所在，也是没有必要那样做的。头脑清醒下来后，他认为须将他与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的友谊看作是众多错误之一，正是这一系列错误现在有可能让他丢失胜利。与后者的友谊，妨碍了他在北非和整个伊斯兰世界推行革命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在墨索里尼可笑地让领着赏钱和专搞恐吓的奴才们宣布他为“伊斯兰之剑”之后。更为糟糕的是在军事方面。意大利的参战眨眼间就为敌人拱手奉上第一场胜利，并因此给他们注入了新的胜利信念。再者，极为“愚蠢的”入侵希腊行动，使对俄作战推迟了六个星期，而且导致了莫斯科城外寒冬突然降临这一灾难的发生：“一切都完全变了样！”他叹息道。是理智让他与意大利建立起“残忍的友谊”，可是他出于对好盟友的感情一再做出了退让。

最后，希特勒认为，是他自己不够强硬，这使他输掉了到手的胜利。只有一点他感到自慰，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与犹太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清除了德国人生存空间中的犹太毒素”。但在其他方面，他太过优柔寡断：他没有无情地清除德国的保守党人，而是打算与这些“温文尔雅的政治家们”一起来推行革命的政策；他在西班牙和法国时，没有把工人从“化石般冥顽的市民阶层”手里解放出来。他本该在世界各地策动殖民地人民揭竿而起，埃及人、伊拉克人，以及整个近东地区——“伊斯兰世界在焦急地期待着我们的胜利”，他解释道。发动他们起来暴动，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一桩事：“想想我们的前景吧！”如果他失败，他说，这并不在于他的极端和激进，而是在于他的半心半意，在于他没能坚持到最后。他早就持有的，数百次宣布过的观点，就像他现在看到的那样，没有改变，只是没有坚定地照着它去做，这就是：“生活不会同情弱者！”

因这一失败，最后几次的形势分析会的记录表明，他到末了感到深深的自责。在夺权的那段日子里，他在四月二十七日的会议上说，在兴登堡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去世的前几个月里，他常常被迫做出妥协。他应该是更激进一些的，他一脸悲愤，如果没有这以往的“围着这个老家伙的小集团”，是可以多“干掉”“几千人”的。戈培尔附和着说道，遗憾的是奥地利在一九三八年被吞并时没有举行反抗：“我们本可以把所有的东西砸个稀巴烂。”他的这番话，对我们了解希特勒政权的深层推动力量是颇有启发的。

希特勒借机重申自己“不离开柏林”的这一决定，他回答戈培尔说，他之所以要留在首都，是为了将来用更好的法律去对付任何形式的软弱。就是在这同一个话题里，希特勒说出了一句悲伤的话，这句话道出了他时时感到绝望的真正原因：“表现得这样好，事后会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