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死亡筵席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地下避弹室收到了一份来自贝希特斯加登的电报。戈林在电报中问，希特勒“坚守在柏林的堡垒里”的决定，是否意味着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公告已经生效，可以让他，帝国元帅，在希特勒已被剥夺行动自由的情况下，全权接任领袖这一位置。

戈林来电询问，心里并不轻松。在走这一步以前，他经过了反复的思考。他让特地从柏林赶来的科勒尔将军汇报了地下避弹室内的最新情况。尤其是希特勒执意要留在首都，以及他前一个晚上说过的让凯特尔和约德尔从现在起与帝国元帅共同做出必要决定的话，给了他一个信号，因此他让人把他最信任的顾问们都召集起来，与他们商量该怎么办。所有到会的人，包括帝国总理府的主管，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部长，一致认为该启动接班程序了。电报几易其稿，最后的定稿中措辞是柔顺忠心的，电报中请求在二十四点以前给予答复，结尾是这样写的：“愿上帝保佑您，我希望您还是能离开柏林上这儿来。”尽管戈林的老对头马丁•鲍曼使出浑身解数，把电报说成是一份最后通牒，可希特勒开始时却安之若素。

晚上六点左右，帝国元帅的又一份电报不期而至，电报中命令帝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接班规定生效的情况下前往贝希特斯加登，直到此时，鲍曼才成功地让希特勒怒火中烧。他说，一场政变正在进行之中，戈培尔也随后插话说，要捍卫荣誉，忠心耿耿，要去战斗，直至死亡。但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只能勉强掩盖他对戈林要夺取剩余权力企图的不满，就像他所认为的那样，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做接班人了。附和者们七嘴八舌，议论个不停。和以前一样，这吵闹声很快就感染到希特勒，而他总是把它当作行使权力的一种手段。他多年来对戈林的明显不满终于大爆发了。在越来越激动的震怒之中，大骂他懒惰、不中用，指责他开了“在我们国家里腐败”的先例，称他是一个“吸食吗啡的人”。根据在场人员的描述，他越说越火，愤怒得不能自制，最后“像一个小孩似的”哭了起来。

末了，怒火慢慢平息下来以后，希特勒签署了一份由鲍曼起草的无线电通讯稿。在文稿中，他指责戈林犯下了叛逆罪，谁都清楚，犯此罪行的人是要判处死刑的，而他不打算这样做，如果戈林放弃他的所有职务，并放弃做元首继承人的要求的话。可随后，就像在这些天里经常情绪多变那样，他又变得麻木不仁，并轻蔑地说道，现在反正什么都无所谓了：“对我来说，戈林完全可以与人谈判去。如果战争失败了，那么谁做这件事，反正都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戈林后来为自己辩护时援引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在最后时刻的盛怒之下，这种宽容就不复存在了。末了，希特勒又发起火来，指示上萨尔茨贝格的党卫军指挥官，把戈林和他的部下统统抓起来，并把他们带往萨尔茨堡的党卫军军营。

第二天中午获悉，朱可夫和科涅夫的部队已在柏林的东南方向会师，形成了对城市的合围。不一会儿，个别的先头部队挺进到了康德街，双方开始激烈交火，此时科涅夫得到命令，说攻占市中心的任务是留给他的竞争对手的。但在此时已形成了从策伦多夫到新克尔恩连成一片的战线，而北部的特格尔和来因尼肯多夫已告沦陷。同时，苏军部队在向两个机场，滕珀尔霍夫和加托夫逼近。为了保持空中通道的畅通，希特勒让人把东西主干道——几年前他身穿漂亮的军装为其举行了落成典礼——作为临时的机场跑道，出于这个目的，他不顾施佩尔的强烈反对，把竖立在这条繁华大街两边的枝形路灯给拆了。他还在等待邓尼茨允诺的一百五十名精锐海军士兵的到达，他在形势分析会上说，另有一支党卫军大队也将抵达，这是希姆莱所许诺的“最后一支后备军”。

这条机场跑道目前对他来说似乎更为重要的，可以用来迎接驻守在慕尼黑的空军第六军军长里特尔•冯•格莱姆上将的到来。没有人能打消他要将军本人来的要求，因为至少是在目前，他的到来能把他从地下避弹室的黑暗中解救出来，能给予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外面，在帝国总理府和巴黎广场之间，仍在往墙壁上轰着枪眼，仍在部署反坦克大炮，可地下避弹室却在俄国大炮的轰炸下越发地抖动不已。

第二天，里特尔•冯•格莱姆驾驶着一架型号为“福克–沃尔夫一九〇”的单座歼击机，降落在加托夫机场，飞机的行李舱做了改装，作为女飞行员汉娜•莱契的座位。他打电话给元首的地下避弹室，得知通往火车站的所有通道以及通往波茨坦大街的一段路都已落入苏军部队之手。可希特勒坚持要面见他，出于什么原因，没人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