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最后一笔（第2/4页）

在此期间，大厦将倾的消息也传到了希特勒周围的人中间。当阿尔贝特•施佩尔于四月二十三日傍晚时分回到地下避弹室，“怀着矛盾的心情”与希特勒告别时，他越往里走，就越是感觉到严厉的纪律中所出现的微小但却极明显的松懈现象：前室里烟雾弥漫，横七竖八地躺着喝了一半的酒瓶。希特勒进来时，房间里只有很少的人立起身来，他从身边走过时，也很少有人停下来中断正在说着的话题。

希特勒本人郁郁寡欢，说死亡是一种解脱。即使施佩尔承认，说他几个月来没有执行破坏城市的命令，希特勒也出乎意料地没有大发雷霆。就像他们多次会面中的那样，看上去他更像是沉浸在遥远的思索之中，但两只眼睛却是噙着泪水。当他发现已过多地暴露了自己的情感时，几个小时后他毫无表情地送走了他这位姗姗来迟的客人，就像施佩尔所感觉到的那样，好像他现在不再是其中的一分子了。他往回走，穿过帝国总理府被毁坏的大厅，这座房子，是他六年前所建，曾是“这大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个建筑学上的标志”，此时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生命面临着怎样一个适当的结局，如果希特勒像施佩尔起初所期望的那样，叫来一支枪杀小分队来结束他的生命的话。

有些事情还是清楚地表明，他仍然是其中的一分子。因为自希特勒开始，到戈培尔、克莱勃斯、布格道夫和蒙克，以及数百人的“阿道夫•希特勒贴身护卫队员”和被包围在柏林的无数杀红了眼的士兵，都表露出一个同样的想法，即生命已无足轻重。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称这是“一个最大的秘密”，他不能理解，怎么会有这么多德国人，傻乎乎地在这几乎已是最后的时刻，还在已垮台的帝国的废墟上继续战斗。由于德国人自己不会回忆此事，因此他颇有些无可奈何地挖苦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是永远也找不到的。

说守卫市中心地区的部队只是绝望和顺从地迎着死神而去，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少有的混乱的思维方式，认为在最后几天的鏖战中他们已得到了补偿。在他们看来，为他们义无反顾地抗击来敌做出解释的，不仅是深植于心中的想法，即所有的东西只有通过捐躯和灭亡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上的伟大之物。更确切地说，他们感到在这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悲剧的最后一幕中，自己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参与的一员，这甚至是一份责任。他们知道，这样规模的悲剧，会给那些即使是微不足道之物都赋予崇高的意义。即使局势无望，也要坚定不移，长期以来，这已成为德国人的典型特征——至少是一种思维痕迹。长期的哲学传统，用零乱的理论宣告了“德国人负有走向极端主义的世界历史使命”，并称“英勇的悲观主义”是日耳曼民族的遗产之一。这个把明显是宣传性的文学加工为小钱币的传统，认为此时已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另外，从海德格尔的“有勇气面对一无所有的恐惧”，也可以推导出殊死抵抗背后的原因。

在走向穷途末路的这座城市的废墟上和地下室里，所有激烈、损失惨重的战斗的参与者们，从上面所述的认识中得到一种满足，这种满足，是任何东西都无法相比的。“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超乎寻常的高昂士气。”一名德国军官回忆说，“我们在战斗中，有着难以描述的顽强，必胜的信念，随时准备付出生命……即使现在朱可夫用拳头抡向这座城市，即使我们只能用手枪与他们抵抗，他也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

还必须考虑的是，至少在包括党卫军在内的精锐部队里，意识形态方面仍有着坚定的信仰，而且信任希特勒和他肩负的使命。他们大家都为这危急关头做好了准备。生活在以悲剧的形式为结局的“世界大战”这一时代，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的基本思想。这个政权在它统治的年代里，都是通过有意识的操纵，用“生存或死亡”这迫近的危机感来制造出高涨的热情。希特勒在三十年代搞的“周末打击”就属此类。但直到战争期间举行的讲究排场的死亡庆祝会上，尤其是在这样的活动中，他和他的部下才做到了表里如一：斯大林战役失败后，戈林在一次欢呼崩溃的讲话中，谈到了“由火和血组成的尼伯龙根大厅”；还有由戈培尔导演的、最后以“杂乱无章的急速语调”结束的要求进行全面战争的呼吁。这些当权者从来没有像在设想中和事实上已临近崩溃深渊的这个时刻，把自己和国家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最后，不应忘记提及人们从着魔状态中醒过来的震惊，它很快四散传播开来。多年来，直到那最后的几个星期，这个政权精心编织起来的宣传骗局，向老百姓隐瞒了战争的真相，甚至把遭受的重大挫折说成是设的陷阱，是为了诱惑仅是数量上占优的敌军。现在，这一骗人的体系突然垮了，就像通常所做的那样，一旦面纱被撕开，现实又重新恢复了原来的面目，一种自杀性的、漠视生命的气氛就四处传播。除此而外，还有极难加以描述的、对红军要实行报复的恐惧感。自古以来就对“野蛮的东方”所抱有的害怕心理，模糊地猜测进犯苏联时众多德国部队犯下过暴行，以及自己宣传中的可怖画面，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不祥之兆，突然出现在每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