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最后一笔（第3/4页）

使得神经高度紧张的始作俑者，同时也受其折磨的是希特勒本人。现在几乎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即他像需要毒品一样需要在这紧要关头玩杂耍。战争初期在波兰、挪威和法国取得的势如破竹的胜利，给他带来的只是短暂的快感，很快就失去了新鲜感。也许在他决定进攻苏联时——他在战胜法国的那些天里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就在这游戏中包含了最终真正对命运做番考验的要求。现在的他仿佛是到达了目的地。在四月底的最后几次形势讨论会上，他翻来覆去地重复着，只是表述不同而已，陈述着他为什么一反以前的所有打算，执意不离开柏林，并要在帝国总理府内殉职的理由，这种种动机现在明明白白地显露了出来。

尽管，或是像曾经说的那样，要感谢那些似潮水般不停地涌来的“有关鞑靼人的报告”，给他带来了他所感受到已全面完成使命的感觉：再次身陷绝境的幸福。一次开会时，他以难以掩饰的热情说到在所有的指望中应选择“光荣的结局”，“在羞愧和耻辱中继续生存几个月或几年”；另一次，他祝贺被围的政府部门所在地成为一座“最后的小岛”，它会“英勇地”反击；或者对围着地图的人保证说，“如果在保卫首都的战斗中死去，那么就是死得其所”。交织着疯狂、反叛和屈从等感情的整个情绪，在四月二十五日的形势分析会上的多次插话中表露无遗。

“对我来说是没有疑问的了：这次战役已在这儿（柏林）达到了高潮。如果在旧金山会议上同盟国之间确实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会产生的——那么只有在我给布尔什维克这个庞然大物在某个地方予以致命的打击时，才有可能出现转机。然后其他人或许这时才会相信，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制止布尔什维克这个巨物的前进步伐，这个人就是我，就是党，就是这个今天的德意志国家。”

“如果命运是另一种选择，”晚些时候他这样说，“那么我将作为一个丢尽脸面的难民，从世界历史这块版图上消失。但在上萨尔茨贝格自杀，而不是站在这儿，在这儿阵亡，对我来说是不可饶恕的胆怯行为——不该让人们说：您作为领袖……”

“只要我还能领导，我仍是领袖。我不能坐到某座山上去指挥。对我个人来说，我完全不能忍受的是，为了那些本该我自己做的事情而去枪杀其他的人。只是去保卫贝格霍夫？我不是单为它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甚至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这一点希特勒在一次总的回顾中做了说明，这也可以说是总结他政治生涯的一个文件吧。按照他身边人的说法，他自从回到柏林后，在二月里，与戈培尔和莱伊一起，在地下避弹室度过了多个夜晚，后来一次是在四月，有几次经济部长瓦尔特•冯克也在场。在这些聚会上，他没完没了地谈论他的一生，不只是检验他政治上碰上的条件和机遇，而且一一历数他犯下的过失和错误。接下来，围桌而坐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就会给这总是冗长而又混乱的滔滔话题提供些佐证和相关情况。

希特勒思索的第一点，是他想建立德英联盟这一“王者想法”的失败，这让他一辈子都耿耿于怀。他年复一年地向大英帝国主义示好，他也这样做了，是想以此来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不让俄国和美国插手这旧世界事务。就这点而言，没有其他人像他那样可以成为“欧洲的最后一次机会”。但全世界的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指责奉行这一政策带来的严酷和残忍。“可欧洲，”他补充说，“并不是可以用优雅和说服力来征服的，必须使用暴力来拥有它。”这也包括去强迫不恰当的、被历史的进程证明是落伍的罗曼语族的世界大国法国和意大利，让它们放弃它们那不合时宜的大国政策。

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英国，他说，可英国在那些短视的、怀有偏见的政治家的领导下，一而再，再而三地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他抱怨说，如果命运给衰老的、头脑僵化的英国以“第二个皮特（指英国政治家威廉·皮特。）”，而不是温斯顿•丘吉尔这个偏向犹太人的半个美国酒鬼，那么，这个岛国就会倾其全力来维持这个帝国，为它的幸福而战斗，而德国就可以在背后无忧的情况下，去遵循自己的目标：“我的人生目标，这也是民族社会主义得以强大的原因：彻底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

因为向东的征战，正像他所认为的那样，是德国历来所推行的政策。放弃东征，要比永远都难以避免的冒一场失败的风险更要糟糕：“（我们）注定是要打仗的！”他这样说道。不幸之处在于，这场战争军事上的准备太晚了，而心理上的准备必须更早就开始。因为德国人民对这场托付给他们的伟大的命运之争远远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对此我该有二十年的时间，来培养这一新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优秀人材。”可他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自古以来，德国人的悲剧就在于“从来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是由其引发的，比如缺少内部的平衡。现在他明白了，这是他个人的“不幸，领导了一个如此反复无常又易受影响的民族，世界上没有第二个这样的民族”，像德意志民族这般变化无常，在它的过去以少有的冷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