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必然产物或浩劫：德国历史中的希特勒（第3/4页）

自然，摆在德国政治家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消除《凡尔赛和约》的影响，这一想法，同时也是希特勒在争取那些年迈的、对破碎了的大国梦痛心疾首的领导阶层时的突破点。一九二六年德国国防军给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中，陈述了德国外交应追求的中期目标：首先是收复莱茵兰和萨尔地区，然后是打通连接帝国和东普鲁士的波兰走廊，夺回波兰的上西里西亚地区，并吞奥地利，最后占领非军事区——撇开排列顺序不看，这些都是希特勒在三十年代所奉行的外交纲领。这些团体认识到这个纳粹党的领导人，尽管他喜怒无常，举止与痞子无异，但却是一个能人，似乎有能力实现他们对修正这一切的要求。总之，没有人像他那样懂得去利用《凡尔赛和约》，利用处处弥漫着的受人侮辱的情感，跨越了种种障碍，使它们成为发动整个民族的有效手段。

他的支持者和帮凶们没有想到的，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是希特勒的果断，他们没能从根本上去理解他那由幻想和“冰冷的”算计奇特地掺和而成的想法。他有关战争、世界新秩序，以及建立直至乌拉尔山脉，甚至更为辽阔的庞大帝国的长篇大论，并不像他们所猜测的那样，只是情绪冲动时的灵感闪现。他们想克服由战胜国带来的“屈辱”，并想要收回老的疆界，尽管也带些附加条件，可他的政策目标既非老的也非新的疆界。他想要得到的，是新的空间，要去占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就像他在某些场合提到的那样，是在人口稀少的地区来一场“魔鬼的杰作”。其背后是对空间的渴望，是一种贪得无厌，每一次获得的土地只是下一次推进时列队前进的前沿阵地。

许多看法认为，即使是这些想法也没能割断历史的延续性，因为它们原则上已由泛德意志协会和一九一八年鲁登道夫的东进计划提了出来。但确实与这关联搭不上边的，是希特勒给这些想法注入的思想酵素：世界生了病，种族受到了毒害，为了“拯救地球”要进行彻底的屠杀和血液的更新。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东西，它超越了所有迄今为止被称为帝国主义贪婪性的单纯的东西：一个种族的乌托邦，它将开创一个世界的新纪元。这一理想的社会，有待于数百万有着种族觉悟的、团结起来了的人们通过斗争去获得和实现，他们应坚定不移地遵从历史的使命，去占领广泛的区域，灭绝所有的“劣等种族”，或是将他们分成各自独立的等级：他们是“新人”，不停地在平整土地，在破坏，在迁移，他们聚集在运河岛上“力量来自欢乐”休假组织的大众旅馆里，挪威海岸边的狭湾里，克里米亚半岛上，大家一起又唱又跳，寻找着完成历史重托前的轻松。这是与世界上已定下了的所有规则决裂，人们在事后仍成为这个政权宣传机器的牺牲品，因为说它有着革命的因素，但其实并非如此。这怪异的宣传有着它自己独特的来源。无论如何，都从来没有人想得如此之远，也没想到会如此荒唐可笑。所以并没有通向什么地方的连接线，肯定与俾斯麦、腓特烈大帝无关，与中世纪的皇帝们更是扯不上边。

希特勒与每一位可以想到的前人相比，尤其缺少的是超越个人的责任感，缺少忘我的献身精神和历史风范。他带着一种史无前例的以自己为中心的想法，正如阿尔贝特•施佩尔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的信中指责他的那样，把国家的安危与自己的一生等同起来。开始时更多的是莽撞和轻率，从一九三六年收复莱茵兰，当时他在二十四个小时里因担心自己的命运而浑身颤抖不已，到一九三九年春占领巴黎，末了他承认说，他只是个赌政治的赌徒，押上了“所有的东西”，但输了个精光。他的背后是空空如也。

激进的党内将军之一，希特勒的副官长威廉•布格道夫，一向因他对“元首和人民”怀有“无限的理想主义”而颇感自豪。可在最后日子里的某一天，他在地下避弹室与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吵了起来。在大声吵闹中，布格道夫高声怒骂“元首”的这位拥有无比权力的接待室官员，说自己因无条件地献身共同的事业，而招致军官同僚们的鄙视，不得不忍气吞声，吞下被人骂作“叛徒”的指责。今天他终于认识到，他的对手们说得对，自己的“理想主义是错误的”，他自己是太“天真和愚蠢”了。当这场争吵的见证人，忠于元首的克莱勃斯将军来劝架时，布格道夫不依不饶：“不要管我，汉斯，总有一天要把这一切都统统说出来的！”布格道夫继续嚷道，年轻的军官们“成千上万地送了死”，可他问自己，他们都是为了什么？回答是：既不是为了祖国也不是为了未来。现在他才明白：“他们是为了你们才死去的……几百万无辜的人都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而你们，党的领导，你们却在搜刮着民脂民膏，发着横财。你们挥霍浪费，聚敛钱财，将贵族地产占为己有，到处建造宫殿，纵情享乐，欺骗和压迫百姓。你们践踏了我们的理想、道德，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灵魂。人只是你们的工具，是实现你们贪婪的政治野心的工具。你们消灭了我们几百年的文化和德意志民族。这是你们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