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必然产物或浩劫：德国历史中的希特勒

这一问题自那以后屡屡被提及，即这一结局是否是可以预见的，坐落于威廉大街上那历史性皇宫的旧日普鲁士漂亮立面的后面，是否早就可看出会变得如此荒凉破败，并在里面建起混凝土结构的正正方方的元首地下避弹室。换言之，是否一定该把希特勒看作这个国家历史上必定会出现的事件，以至可以像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那句名言所说的那样，与其说他是一场德国的浩劫，毋宁说是德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产物。

希特勒上台过程中，全国一片狂热，尽管是由诡计多端的导演所制造和不断地抬高形成的，但确是如痴如狂的如潮压力，让所有认为这将是历史上的一个不幸的看法在第一时刻就显得苍白无力。虽然在高亢的欢呼声中，在举着火炬的游行队伍中，在白天的列队游行和晚间燃着冲天火光的群众集会上，在这些一九三三年春随处可见的场面中，能够觉察到不安的预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即这个国家是否在新人们的领导下，进行着一场疯狂的赌博，或至少是在做一场毫无把握的冒险。但这一步登天的力量——正是有了它，他们才得以闯入政治上的要害部门——拥有独特的、蛊惑民众的如簧之舌。很快，魏玛共和国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在与它告别时，没有留恋，没有一丝的怀念。国家政权在那么多年连连失误后，一种敢于重新开始的意志横空出世般凸现出来，在拥护者急剧上升的情况下，将所有的顾虑一扫而光。同时，很快显出雏形的新的国家政体，不仅赢得了支持者——尽管平庸浅薄——而且正像它的鼓吹者滔滔不绝所叫喊的那样，为自己赢得了未来。

这就是希特勒取得政权时的附随现象，它使德国人在多年被迫去适应民主、法制国家和“西方”的价值之后，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归自己，也就是重新回到令人不齿的角色，做了铺垫，这是他们历来在欧洲所扮演的角色。当时人们对这些事情所做出的最初解释，常常是与一长串前人连在一起的，从谢鲁斯克部落的首领阿尔米纽斯、中世纪的皇帝们，一直到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将他们一一加以勾勒，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在希特勒之前处处可见潜在的希特勒身影。结论是，就像人们通常看待事物那样，德国的历史上并没有“无辜的”事件和“清清白白的”人。即便在三月革命前那个“比德迈耶尔”式的宁静安逸时期，顺从和狭隘意识的幽灵也在到处游荡，这个民族暗中的野心，并不能逃过睿智的目光，世界对这个民族负有特殊的使命，在迫不得已时，要对它群起而攻之。在那以后的德国浪漫主义时期，在许多表面看起来柔情脉脉的画面背后，躲藏着对暴行的嗜好和对世界的憎恨，对回归“森林”的思念。这种残暴对这个不寻常的民族来说，从现在起，似乎比起文明、宪法和人权来得更为耳熟能详。喜欢演奏小提琴，为舒伯特奏鸣曲的魅力所折服的党卫军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一段时间里，全然成为展示德国人这一固有特征的代表。

对德国人的性格和历史大多简单化的描绘，总的来说，基本都能自圆其说。因为它们最终会再补充一些纳粹主义的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希特勒不仅是普鲁士和俾斯麦帝国的合法继承者，而且是德国历史的完成者。在这期间做了无数次研究但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是如何将过去与希特勒及其意识形态连接起来，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使他的崛起成为可能，或是确实帮了他的大忙。

在寻找这中间的相互关系时，人们追根溯源，一路寻去，直到踪迹消失在历史的某个沙堆里为止。在那儿，人们看到德国远离现实的思想和它高傲的文化概念，它蔑视政治，总之未将其放在眼里。此外，还有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非自由元素、极权国家反射性作用，以及并不少见的专横的权力精英们身上显现出来的严重的反动秉性，他们的优先地位是如此的毫无争议，以至德国的市民阶层根本没有机会发展一种市民阶层的自我意识。也可以说，这些和其他一些特性成了社会纪律的一种传统，它总是以一种前期极权主义的蛰伏形态存在着。再加上这个国家政治机构原本就存在的先天不足，恰恰是德国人最容易为具有超凡能力的领袖人物所蛊惑，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自然，通常的前提是，来自那儿的命令，都是紧随德国先前的思想运动的：一方面是现实的困难和一些为被他国合围情结所助长的时代气氛，另一方面是原则性倾向，把每天的寻常小事提高为决定最后命运的大事，在所有的政治事件中都加入神秘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