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必然产物或浩劫：德国历史中的希特勒（第2/4页）

毋庸置疑的是，这样一些和其他一些说法的大部分内容——尤其是关于德国走的所谓独特之路的辩论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是可以与出现希特勒这一现象联系起来的。但其中必须考虑的是，所有的历史，对总是事后再做评论的寻踪访迹者来说，似乎更为敞开。他的观点最后肯定为一些问题所左右，若他不了解事情结局，是永远也不会提出那些问题的。末了还应考虑的是，尽管分量各不相同，但几乎在每一个国家里，至少是在欧洲大陆的每个国家里，是找得到可资比较的情况的。一个说得通的、并非用推测性的理解而制造出来的与希特勒的相互关联，肯定并不能在德国的情况中推导出来，充其量只能说，由于这个国家的特殊发展，反对他崛起的力量丧失了活动能力。没有得到回答的是接下来的问题：为什么纳粹主义在二十和三十年代比起大多数和它同样激进的运动来，更加激进且惨无人道？

如果对这一事情和相关的所有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做一更为仔细的思考，就会发现，完全突然地从现实掉进一九一八年秋天的那场失败之中，从狭义上说也属于德国特色。这个事实上直到停火的那些日子里还在做着一八七〇年、一八七一年那个大国和“辉煌时代”美梦，并向着它们迎面走去的民族，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整个生活状况的突变：一场革命，它被大多数人只是称作“下等人暴动”，还带有“兽类尸体的臭味”，它把所有为人们所熟悉的、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的准则搞得一团糟，此外还有街道上的混乱状态、持续的饥荒、从未有过的大批失业和席卷全国的社会动乱。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充斥着动听的和平词藻，但实际上却为虚伪、报复和恶意且目光短浅所支配的《凡尔赛和约》，通过有关战争罪责的第二百三十一条款，有意地羞辱德国，而这确实也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把这个国家从为人们所尊重的国家之列中驱逐出去，比起战胜国加在这个国家身上的所有物质重负来，更是导致它心理上的失衡。对此，一位观察家说，当时就形成了一种“愤怒的民众团体”，在期待着一位领袖人物和引路人的出现。通货膨胀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贫困，没几年后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大大地激化了这种愤怒的心态，每一次这样的失败，以及无数次其他方面的屡屡受挫，都把责任推到了本已是四面楚歌的魏玛共和国身上。

希特勒利用了这一情绪和三十年代初持续上涨的愤恨，在全国各地控诉这一危机，同时又竭尽全力去激化这种危机。它是他取得政权的可靠保证。如果不考虑他是在这个民族遭受心理创伤的时期获得成功的这一因素，那么就不能寻根问底地回答他为什么能崛起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出了无数次，但至今仍未能找到满意的答案。此外，他和他的运动所吸引的群众，完全不同于那些糊里糊涂逃离不幸的魏玛共和国的人们，正如一位拼命捍卫它的人所说的那样，他们逃离的是“戴着一顶滑稽帽的国家”：被外部力量驱来逐去，成了内部为数众多的、对存在的共和国有的只是蔑视和憎恨的联合起来的反对派的笑柄。

这是妨碍人们意识到深刻道德决裂的一点。在今天，当无数的观察家们在了解了一九三三年的政权后来所犯下的暴行后，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没有或很少感觉到这一点。但要更准确理解这一过程的话也需明白，几乎没有一个亲身经历者能对正在上升的极权主义专制做出合适的判断，判断政治权利剥夺、专横和暴力在属于领先的高度文明国家之列的这样一个国家会达到何种程度。即使是新当权者的反对者们，也不会想得那么远。大多数人只是设想会出现一个像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般的独裁政体，像每个人都知道的那样，火车会再度准点开出。在经历了魏玛的混乱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几乎每个人都希望许多德国的“准点”重新归来，他们已经很不耐烦地等了将近十四年的漫长时光了。

但属于德意志特色的最为重要的，无论做何种评价都不会过高的因素是希特勒本人。所有从历史和社会中得出的惊人结论和分析，最终都要回归到他这个人身上，也不能不考虑他个人的一生，正是他的一生给了众多事件以决定性的推动。在战争间隙的这段时间内，在同样遭受类似喧嚣的国家里，没有任何一处产生过在演说才能方面能与希特勒一比高下的领袖人物，没有任何一处产生过具有相似组织能力和战术天赋的这样一个男人，也没有谁像他那样的极端和激进。

然后才可以说，完全可以把希特勒与某些强权政治方面的遗愿联系起来，这些遗愿或是很早或是最近的：比如可以与这一想法联系起来，即这块大陆的东面，是自然的，仿佛是为帝国准备着的有待垦殖的生存空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关于战争目标的辩论中，确实也要求将居民迁移至狭长延伸地带，以进行“民族的田亩归并”。同样地，希特勒怀有“理想的”结盟想法，就是与大不列颠帝国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以便与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这个日耳曼“堂兄弟民族”一起，以“主宰世界的强国”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至少把轮廓定下来，就像某些先前就考虑好的事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