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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一连生下了十三个孩子，其中九个男孩、四个女孩。有五个都是在没有坐满月子后就死掉了。我妈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几十年之后我们才知道那些孩子死于新生儿破伤风。我妈的生育能力真是无与伦比，但她并不知道是她手中那把锈迹斑斑的剪刀害死了她的那些孩子。我妈怀孕的时候肚子大得像个南瓜，但这并不影响她的劳动。在每次肚子疼痛的时候，她还要从容不迫地做完家务，再自己坐到一根破木椅上。她生孩子就像拉一次大便那么轻松，只要孩子一掉在她准备好的包布里，她便亲手剪掉脐带把他包裹起来放在床上。十多天之后，孩子就会抽搐而死。我妈总是说，这些死鬼是为讨债而来的。我妈这么说时，心安理得，仿佛又一次了结前世的一桩孽债。五个孩子都是这么死去的。另有五个是死于天花啦，白喉啦，疟疾啦，当然那时候不叫天花叫出痘子，不叫疟疾叫打摆子。我妈能做的就是喊魂和拜观音。五个度过了新生儿破伤风这一劫难的孩子，又被另外的疾病夺去了性命。我妈仍是那句话，前辈子的孽债太多。我妈一口咬定她前世是个劁猪匠，这世才让她来做女人饱尝生育之苦。最后她养育三个男孩成人，老大丑娃子、老二狗娃子、老三牛娃子。

也许你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小名像畜生的名字，这是父母的苦心，丑得像狗像牛也贱得像牛像狗，同时也像狗像牛一样容易活下来。

我爹挖了最深的坑把死掉的孩子埋在安家山一处山窝里，以免野狗来刨食，也算尽了一场父子缘分。我爹的理由很简单，阳世听长官，阴间听阎王，死活都得顺命，小民百姓万万不能自作主张；侯军长说了，自古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阎王的权力比皇帝还大，任何人抗不过的。

日子还得过下去，地里的活路和床上的活路都得日夜做下去，只是苦了我妈，她的肚子就像南瓜藤一样不停地开花结果。我妈并不以为生育是一场接一场的痛苦，相反，她总是充满希望地去迎接新的生命。而我爹也一直卖力地在地上和床上辛勤耕种，直到七十岁，他还有旺盛的精力让我妈接二连三地怀孕。

那年头，土地是广种薄收，人要活下来也不容易。到我这一辈，我们梁家终于有了三个男人。我爹说，祖宗们在生孩子时也没忘记皇上的恩德，给孩子取名时要以“德政朝廷恩浩荡，光耀先祖永流芳”这十四个字来排列辈分。我一直没弄清楚我们在山窝里生孩子，就像蜂群在树上建窝，与远在几千里之外的皇帝老子有什么关系。我爹说，你这孩子就不懂事了；皇帝贵为天子，是玉皇大帝派来统治万民的；天下虽大，在皇帝看来简直像一个掌心，你连蚂蚁都不是，皇帝叫你往东你还敢往西？我说，皇帝哪能看见我嘛，他又没长千里眼顺风耳！我爹说，有省长、县长、保长、甲长呀，这些都是皇帝的脚脚爪爪，从京城一直延伸到山沟里，这就让皇帝长了千里眼顺风耳，他们与朝廷就像一根肠子连到屁股，是通的。在朝廷那根大藤上，我们连瓜都不是，只是养瓜的泥巴。

其实，我爹说话时没有顾及辛亥革命后皇帝已经倒台的事实，或者我爹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革命，在他的意识中，一个皇帝被推翻了，另一个皇帝又坐在了京城的龙椅上。龙椅上的皇帝就像天上的太阳，天上一日不可无太阳，地上一日不能没皇帝。虽然我爹只是一个马夫，说话经常前言不搭后语，但对太阳和皇帝的关系，我爹一直没改变过。

我爹的祖宗们就是当时四川总督的一纸文书上奏朝廷，才离乡背井从岭南来到四川的。他们并没有想到生命的根脉会一夜之间被拔掉，朝廷的命令轻易地改变了这些本分臣民的生活轨迹。他们凭着祖宗传下来的坚韧，像一些狗尾巴草，撒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开花结果。梁家四兄弟背着祖宗的牌位千里迢迢走到他们命名的安家山下，建立了自己的祠堂，开始繁衍生息。两百多年以后，发展成为有二百多人的梁姓村落。

辈分在梁家村一代又一代地轮转，就像太阳和月亮在天空轮转。我爹排到“政”字，我们这一辈轮到“朝”字，老大应叫梁朝勤，老二也就是我该叫梁朝草，老三叫梁朝根。后来去掉了中间那个“朝”字，这样叫起来顺畅多了，梁勤、梁草、梁根。我那时想，没有皇帝老倌儿真是轻松啊，连名字都简省了。

我是从安家山迷路之后开始懂事的。那次鬼迷心窍之后我完全变成了一个非常听话的人。我爹说，可能是高烧把我的脑髓烧坏了，长不出那些乱七八糟的鬼主意，就能本本分分地过日子了。我爹还说，这娃这辈子都让我放心了，他那么听话，长辈说干啥就干啥，是个忠臣良民了。我妈也是这么想，这娃死里逃生必有后福，人是瓜了，也许傻子有傻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