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大明官场乱斗之二：张居正搏杀高拱（第4/12页）

张居正与徐阶的做派完全不同。

当时，在内阁中，张居正资历最浅，不但最后一个进入内阁，在名位上也是排在最后。但唯独他一个人，完全不来礼贤下士那一套，总是庄重俨然地拿出宰相的派头，很傲慢地对待朝中那些高级官员们，对任何人都不假以辞色。谈论问题时，说话不多，但只要张口，便一定切中要害，极其到位。是故，人们对他“严惮之”——特别心存畏惧，超过了对其他所有的宰辅们。这时，张居正的年龄只有四十二岁。

到目前为止，张居正表现得相当清高孤傲，才能卓越，并且有为有守，决不苟且。在他步入帝国官场，严嵩势焰熏天的十五年期间，尽管严嵩也器重他，他却谨守着这道底线，看不到他做过趋炎附势、苟且下贱的举动。这应该是徐阶特别推重他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也是我国古代社会中特别为人敬重的品质。

张居正为人行事中的这种孤高冷峭，给人的印象相当深刻。

“仆固疑兄太冷耳”——我真的怀疑仁兄的性情实在太冷了。

张居正“此兄养邃而识精，弟心所师资者，第其性太简，不奈与人群”——张兄居正学养深邃、识见精湛，我在内心深处是把他当老师看的。只是他性格太傲，不屑与人周旋，很不合群。说这话的人名叫耿定向，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官僚型学者。张居正死后，此人以伪善闻名，与李贽二人间相互猛烈抨击，后来官居礼部尚书。他与张居正的关系，应该属于那种既是深受倚重的下属，又是相当亲密的同志与战友。他对张居正的评论，可能与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当张居正将高拱打翻在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时，在整个帝国出现的反响是：“中外想望丰采”——朝野内外的人们普遍地景仰他，对他的丰采心驰神往。

然而，当此时，事情已然埋下了向截然相反的方向转变的伏笔。其意味深长之处，甚至令四百年以后讨论这一情势的我们，仍然备感心灵上的折磨。

高拱返回朝廷重当大任，是张居正谋划的结果。当时，徐阶离开后，张居正的处境很不舒服，原因是其他几位内阁成员与张居正的关系并不融洽，有的人甚至很小看他。为此，张居正与一位当年在裕王府邸相友善的宦官联手，说服隆庆皇帝，召回了高拱。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1569年，即隆庆三年冬天。

复出后的高拱，权势极大，以内阁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不久，更以内阁首辅兼任吏部尚书。我们知道，按照帝国制度，吏部乃六部之首，负责天下官员的考选封授，权责特重。因此，由吏部尚书而晋为内阁大学士者，所在多有。然而，以内阁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者，高拱却是到此时为止的第一个；而以首辅之尊又兼任者，更被视为一代之旷典，是大明帝国历史上，皇家对臣子从未有过的崇高信任与授权。

由此，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真正的蜜月期。这里面，可能有高拱对张居正感谢的成分在，但更主要的，应该是二人在治国理念上的高度志同道合、惺惺相惜所致。史书记载了高拱极为赞赏张居正的才干，在形容二人的关系时，使用的说法是，“拱至，益与居正善”，“两人益相密”。在此期间，两人配合默契，携手并肩，在不长的时间内，做了几件极漂亮的工作，使整个隆庆一朝骤然变得生动起来，局势粲然可观。

改善北部、西北部边疆与蒙古部落间的关系，是此二人的一个大手笔杰作。

大明帝国开国以后，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就是与蒙古各部落之间的关系，一直缠绕了帝国将近两百年。正统年间发生的“土木堡之变”，帝国皇帝被俘、南宫复辟和于谦被杀等一系列大事件都是由此导致的。兵锋直薄帝国首都的“庚戌之变”，就是由蒙古部落首领俺达导演的作品。而帝国首辅夏言被杀，也与蒙古部族干系甚重。到隆庆年间，由俺答率领的剽悍的蒙古族骑兵，已经使帝国在几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精疲力竭。

另外一个历史因素也在时间中发酵，造就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传统心理，那就是北宋覆灭之后，力主抗金并战绩辉煌的岳飞被冤杀，形成了一种由痛切的同情惋惜而反弹的情绪。人们习惯上不愿也不敢把责任归结到皇帝宋高宗身上，于是，秦桧便被指为罪魁祸首，被看成是叛徒和内奸，是标准的奸臣。在一定意义上，这并非没有道理。以是之故，在大明帝国，每当出现或将要出现战争状态时，人们就会特别容易由此生发出联想，从而进入到一种普遍的激情里。这是为什么天顺皇帝复辟后，人们传说被冤杀的于谦于少保，是岳飞岳少保转世化身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