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大明官场乱斗之二：张居正搏杀高拱（第6/12页）

可惜，事态毕竟发生了变化，而且，到最后，变化得一塌糊涂。其演变的方向则是人们所最不愿意看到的。

综合诸多史家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印象：高拱能力极强，个性也极强；对皇帝忠心耿耿，为人直率而高傲；但似乎不是一个豁达大度、有容人之雅量的人。或者说，他肯定不是一个肚子里能撑船的宰相。

他重返政坛执掌大权之后，为了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对徐阶采取了一连串的报复措施，称得上不遗余力。

在政治上，只要是徐阶当年赞成的，如今他就反对；只要是徐阶当年反对的，如今他就赞成。他在隆庆皇帝面前，用一种有欠磊落与良知的方式，将徐阶当年清理嘉靖朝弊政、从而深受朝野欢迎的措施，说成是对先帝的诽谤与居心不良，试图挑起皇帝对徐阶的不满与怨恨。

在个人处境上，他起用对徐阶怀有怨恨的人来对付徐阶。史书上说，只要能够整治徐阶，则无所不用其极。我们还记得：当初，百官感激并拥戴在位的徐阶，曾经连珠炮一般地抨击高拱；如今，徐阶已经离职，地方官和有关部门的官员们为了给现任首辅高拱留下良好印象，则争先恐后地想办法修理徐阶；监察部门的官员则纷纷上书揭发、弹劾徐阶的罪恶。最后，终于将徐阶的儿子全部判罪充军，并“尽夺其田”——把徐阶家的田产全部剥夺干净。这些记载可能略有一些夸大，但大体上说的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终于，这把火烧到了张居正的身上。

此时此刻，张居正的尴尬难受可以想见，徐阶于他有知遇提携之大恩。但凡正派一点儿的中国人，都讲究滴水之恩，则当涌泉相报。他不但没有能够报答徐阶，反而间接令他大受磨难，这算怎么说的？

于是，张居正委婉地劝说高拱，大约是得饶人处且饶人之类的意思吧。高拱本来已经有些动心。谁知，恰在此时，高拱听手下人讲，说是张居正收了徐阶儿子三万两银子的好处，所以要为徐阶转圜开脱。听得高拱一肚子火儿，便要寻张居正的晦气。结果，高拱兴问罪之师，以此责难张居正。史书记载说，张居正脸色大变，指着苍天发誓，“辞甚苦”——可能就是发出了断子绝孙、天打雷劈之类毒誓的意思。高拱觉出不对，请张居正原谅自己的道听途说。然而，对于张居正来说，这哪里是可以原谅的事情？就此，“两人交遂离”——多年的交情算是掰到家了。

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张居正就是在此之后下决心与高拱决裂的。但可以肯定，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情之后，张居正后来以相当决绝的手段对付高拱时，他大约是可以保持住自己的心理平衡了。

平心静气地观察，即便没有这件事情，高拱和张居正这样性格、意志、能力、抱负同样强烈不凡的两个政治强人能够合作多久，也的确大可怀疑。

事实上，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张居正表面为人孤傲冷峭，但他实际上所作的一些事情，与他所给人的外在印象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我们也许可以将这种差距，理解成他早就在为未来的政治斗争积蓄力量。

比如，根据帝国的正统观念与制度，作为外廷的官员，张居正不能与内廷的宦官相结交。在理论上讲，外官交结内侍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罪名，认真追究起来，当是可以处死的罪过。因此，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是帝国规范所不允许和为人所不齿的。这是我国历史上，那些与宦官合作的大臣们，通常很难留下良好名声的重要原因。然而，另一方面，在如此僵硬的体制之下，不这样做，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什么都不要做。揆诸历史，这可能是太多的人们，不顾后果地如此行事的重要原因。

问题是，以张居正的性情而论，人们肯定会认为，至少他不应该做这种事儿。然而事实上，他不但在做，而且做得相当周到严密。这种周到严密，肯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种深思熟虑，应该是出于格外强烈的政治抱负，也必定是建立在对帝国政治运作周密观察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他与皇帝身边的宦官相谋请回高拱，只是牛刀小试。当他与政治能量大得多的大太监冯保相结交时，便注定了他与高拱之间的决裂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在这个问题上，张居正对帝国政治机制的认识、深谋远虑的布置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决心，都是高拱所远远不及的。

应该说，张居正抓住了大明帝国政治体制中最关键也最脆弱的那个环节。

追根溯源，这个环节是由朱元璋所铸造的。

大明帝国创立以前，我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都曾经发生过宦官为祸的情形，严重时，甚至可以杀死或者更换皇帝。因此，朱元璋对此有着相当程度的警惕和戒备。他曾经多次表达过对宦官的轻蔑，认为这帮家伙很多都是坏蛋，难得挑出几个良善之辈。用来做耳目，则耳聋目瞎，用以为心腹，则为心腹之患。是故，他们只能从事挑水、扫地、奔走、传达之类的工作。据说，在朱元璋制定的制度中，有一条针对宦官的规定，即禁止宦官读书。掌管图书典籍的宦官，只许具有识字而已的初级水平；具有一定文字能力的，只限于那些需要记录皇帝诏令的宦官。并且，据说他还在皇宫中竖立过一块铁牌，上面书写到：严禁宦官干预政事，预者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