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明官场乱斗之一：严嵩死磕徐阶

1548年，时为嘉靖二十七年，张居正进京为官的第二年。

这一年，朝廷发生了一连串重大事件，扑朔迷离地发展到最后，以内阁首辅夏言被杀而告终。这是大明帝国自朱元璋之后，一百多年间，第一位相当于宰相级别的人物被杀。朝野内外为之震撼。

这应该是帝国官场给青年张居正上的第一课。

夏言被杀之前，曾经在帝国内阁首席大学士——相当于今天内阁首相的位置上四上四下。

今天人们时常谈到的所谓内阁制度，在我国，其形成时间，大体上是始于大明帝国初期，成型于大明帝国的中期。最后，应该是在张居正走上帝国官场时的嘉靖一朝，方告最终完成。在此之前，似乎并没有内阁这个制度与概念。其演变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帝国创立者朱元璋时代的洪武十三年。

这一年，是为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奸党一案，杀宰相胡惟庸，前后牵连至死者，凡两万余人。与此同时，朱元璋对帝国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改组。在朱元璋留下的《皇明祖训》中，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到此次改组的内容：“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大权一归朝廷，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

从此，将在我国实行了至少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宰相制度正式废除。

朱元璋基本按照宋代“三权分立”和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理念管理军队。将原来相当于今天国防部的一个大都督府，拆分成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互不统属，各自负责一部分地区和部队的管理，各自直接对皇帝负责。他们只有对军队的日常管理权，没有调兵与指挥权；该权限由六部之一的兵部，经皇帝核准后行使；统兵权则在军事任务发生时，由皇帝临时任命官员担纲；战事结束后，统兵官交出兵权，返回各自职司，士兵则各回各自的营地。这种纵横交错的管理体制，应该是帝国二百多年间，只在天顺年间发生过一次不成功的兵变，基本无需担心军事政变的原因。

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大幅度提高，其最高首长尚书的官阶由正三品提高到正二品，由以往中书省的下属机构和对宰相负责，改为平行的帝国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均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

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监察究劾，直接对皇帝负责。其所有御史均可直接上书皇帝。

通政司是负责帝国各种文书接收传递的机关。

大理寺则类似今天的最高法院，负责复审司法案件，与刑部、都察院共同负责司法审判之责任，习惯上统称“三法司”。

由此，与以往世代比较起来，帝国政治制度与机构设置均变得极其简单明了，其最大特点，就是所有权力最终毋庸置疑地全部归到了皇帝手上，即所谓“大权一归朝廷”。此后，该举措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闪展腾挪，演变得面目全非，大明帝国所有特异景象、重大事件和乱象，几乎全部或与此干系甚深，或在此时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其影响，堪称至深且巨，令人一言难尽。

而其直接后果，则是一目了然，皇帝的威权变得空前之巨大。同时，其负担当然也变得空前巨大。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五中记载说：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中，全国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各种文书报告送到朱元璋案头，其中涉及各类事项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计算，该人每天需要批阅文件字数约二十万字，处理事务四百二十三件。就是说，即便此人二十四小时不吃不睡，一个小时也要阅读八千字以上，并在二十多件国家事务上作出决断。这种情形称得上令人畏惧。就算我们的皇帝是真龙天子，就算他的体力、精力、智力、能力都超群绝伦，就算他无限热爱此种工作，这样的工作量应该也是形同苦役。

为此，朱元璋曾经从民间征召过几位饱读诗书的老先生，来做自己的国事顾问，称春、夏、秋、冬四辅官。其间效果如何，记载相当委婉而暧昧。推想起来，这些来自乡村的老学究，若真能做到不是越帮越忙，真能顾好这个问，倒确实是政治史上的奇观。

于是，朱元璋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和东阁等大学士，挑选那些品级较低、年纪较大、政绩平平的文史官充任，帮助自己处理文书报告，以备顾问，但并不能参与政事。

到永乐年间，燕王朱棣夺了自家侄子的皇位之后，开始让这些大学士参与军国大事的处置。虽然其官阶仍然只有五品，没有部下，没有统辖机构，甚至没有自己专门的办公场所，既无宰相之名，又无宰相之实，但这些人全部是皇帝的亲信近臣，每日侍奉于皇帝身边，奔走于殿阁之下，特别是可以参与机务，看起来很像宰相。为了避开宰相这个已经变得不祥的字眼，加之其名称为“入值文渊阁”，在内廷办事，于是人们含混地称之为“内阁”，算是有了内阁制的大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