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遥远的西行之路（第5/7页）

老爷子点点头，他说：“比照士兵发。队长十块。”

韩总管迟疑道：“这样一来成本增大很多啊。”

老爷子转向他们说：“你们记住，有时低头是为了抬头。这批机器是我的命根子，只要保证机器顺利运到，无论花多少血本也在所不惜。”

士兵达到目的，个个欢天喜地，醉醺醺地睡觉去了。但是汽车队徐队长却一脸怒气地闯进来，将装有大洋的布袋重重地顿在桌子上，转身就走。石厂长以为他嫌少，连忙去拉他，不料徐队长痛心疾首地说：“你们以为我们是些什么人啊？哼！”

大家都有些摸不着头脑，毕竟一行人都是从陪都重庆出来的，什么场面没见过？天下事归根到底就一个“钱”字，无论官场、商场，无不是金钱当道红包开路。你办事没有后门不行，有后门不给钱同样不行，不给钱办不了事，给少了同样也办不成事。

徐队长看老爷子态度诚恳，这才渐渐消了气，故意责问道：“你们可知道我们这支运输车队的来历？”

大家都摇头。因为这批机器是花了大价钱的，所以老爷子特意找了重庆交通部承包运输，至于交通部指派哪支车队或者哪家公司他们知之甚少。

徐队长说：“你们知道陈嘉庚先生吗？”

大家连忙点头，陈嘉庚先生不仅是富可敌国的南洋侨商，也是著名的爱国侨领。他组织海外募捐，捐赠抗战物资，还组织大批有技术的南洋华侨成立“南洋机工团”回国抗战。老爷子连忙表态：“陈先生是我敬佩的楷模。”

石厂长也补充说：“樵公也是国内著名的爱国人士，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他个人为抗战捐献过一架飞机。”

徐队长脸色缓和过来，说：“我们就是南洋华侨机工团运输车队，我们所有的机师和技工都不领工资，不要报酬，吃自家的饭。很多人都是开着自家汽车回来为国出力的。我们长年累月奔跑在这条滇缅路上，喝生水，啃干粮，每天过夜都睡在车上，难道是为了货主的红包吗？”

此言一出，石破天惊，就连自认为阅世深广的老爷子也震惊不已。当徐队长矮小的身影消失在门外，老爷子还沉浸在难以平复的心潮中，他告诉众人：“看多了重庆社会那些卑鄙肮脏的现实，人心难免遭到浸染，以为豺狼当道，即使不同流合污也只好随波逐流。今天听了徐先生一席话，让敝人有拨开云雾之感。有南洋壮士开车，我就不再担心了。”

韩总管小心问道：“我们缴纳了一笔数目不菲的运输费，都落到谁的腰包去了呢？”

没有人回答。

夜渐渐深了，浓重的雾气像牛奶一般从河谷中漫起来，渐渐淹没了这座耸立在国门上的边陲小镇。只有悬挂在桥头堡上的青天白日国旗孤独地漂浮在雾气的大海之上，像只沉船的桅杆。

5

两天后车队抵达滇西重镇芒市。当地的傣族土司是位留过洋的开明人士，慕名宴请内地实业家张松樵一行，兵们不知怎地也听说了，纷纷嚷着要同去喝酒。张松樵见状，连忙请主人另外摆桌子，好酒好肉地招待他们。不料他们酒后无形，抱住傣族姑娘拉拉扯扯，有的还要解裤带，弄得主人脸色很难看。

告辞出来，一行人都沉默无语。半夜，张松樵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门一开，竟是浑身泥水的徐队长。他短裤也挂破了，一只鞋也跑丢了，那副狼狈模样像是刚刚从虎口逃生一样。大家都摸不着头脑，什么事情令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车队长如此受惊？

原来，有个司机躲在树丛里小解，偶然听到两个兵在房子背后说悄悄话，其中一个说，明天南天门要“下笼子”。另一个问笼子装谁？答“肥膘”。问几个？答“一老一小”。他们讲的都是黑话，“下笼子”指绑票，“肥膘”指有钱人。从芒市出发，半天便可到达南天门，那一带地势险要、山大林密，向来都是土匪强盗打劫绑票的地方。司机听见一个说：“不许独吞啊，不然老子不干。”另一个则安慰他：“麻子说了，刮完肥膘就撕票，不会亏待咱们弟兄。”

司机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拎起裤子跑回来报告徐队长。可是在这个远离内地的边陲之地，最近的警察局也在两天路程之外的保山，这些兵手中有枪，谁能制止得了他们的阴谋呢？

父亲看见大人们个个都苦着脸，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张松樵仰天叹道：“原本指望军队来为车队保驾护航，没想反倒引狼入室了！”

韩总管着急地说：“不管怎样，樵公和公子还是连夜逃吧，只要逃出他们的地盘就安全了。”

徐队长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据我所知，从畹町至大理，滇西沿线千里路段都归滇军息烽旅警备，汽车就是昼夜不停也要开上一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