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透明的血肉之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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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陪都重庆的秋天就到来了。枯黄凋零的草木令这座满目疮痍的山城备感凄凉。父亲又悄悄去过几次黑脚巷那座神秘的吊脚楼，但是表哥和他的同学都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不知去向。

新学年直到深秋才开学。由于日本人实施旨在灭绝种族的“无区别轰炸”，后方重庆也早已无安全可言。许多工厂、机关和学校都往更加偏僻边远的县城疏散。父亲的同桌龙龙也转学了。龙龙是个跳水好手，能从两丈多高的岩石上表演“飞燕展翅”。临走前，他忧伤地告诉父亲，他们全家要去千里之外的川西小城雅安，据说那地方在雪山脚下，气候寒冷多雨，一路上要换乘汽车、木船、马匹和滑竿，也不知道那里还有没有地方跳水。可是，龙龙走了没几天，父亲就从报纸上读到，雅安也遭到了敌机轰炸。当时的中国，哪里是安全的地方呢？

父亲的同桌换成了死党老庾。老庾本名庾嘉庆，外号“鱼没死”。一次课堂抽问，国文先生摇头晃脑地问他：“古人云，‘临渊羡鱼，莫若退而结网’，何也？”老庾正在打瞌睡，慌慌张张地站起来，迷迷糊糊地回答：“因为鱼儿没死。”大家哄堂大笑。父亲说，后来，那样欢乐的课堂时光就再也没有了。

阴历小雪一过，天气一天冷似一天，街道上的法国梧桐都光了膀子。除了敌机轰炸，伴随寒潮入侵四川盆地的，还有像绿头苍蝇一样到处飞舞的小道消息：某座城市沦陷啦，某处铁路枢纽失守啦，某某集团军被迫撤退了等等。学校也有消息传来，说当局考虑到学校的安全，期中考试完后准备无限期停课。

这天期中考试，校园围墙外面的街道上却忽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还有久违的“咚咚锵”的喜庆锣鼓。同学们顿时坐不住了，个个伸长脖子向外张望。连监考老师也走了神。抗战已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每个中国人的心都像在冰窟里苦苦挣扎，他们多么期盼有一道金灿灿的阳光破冰穿雪，让他们冻僵的心里重新升起胜利的希望啊。

父亲三下五除二涂抹了试卷，又偷偷让老庾抄了答案，然后两人冲出教室直奔大街。今天估计又不会有空袭。重庆秋冬之际经常阴霾重重，这浓浓的迷雾无意中充当了全城百姓的保护伞。如今，防空薄弱的重庆除了指望老天爷保护外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敌机长驱直入。

街头人流如织。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正在绘声绘色地发表街头演讲，他长了一张砖头脸，缺一颗门牙，嘴巴关不住风，讲的是一口北京话。抗战年代的重庆就是浓缩的中国，天南地北的腔调都有。京片子起劲地说：“……那才叫打得准呢，子弹吱儿从左脸打进去，又吱儿从右脸钻出来。噗哧一声，您猜怎么着……掉地下了。”

父亲着急地插嘴道：“什么东西掉下来了？牙齿吗？”

中年人生气地瞟他一眼，继续嘶嘶地说：“列位，您道我是说书吗？不是，咱没那闲工夫。那又是什么呢？告诉您，是舌头！呸！”他使劲啐了一口，仿佛把血淋淋的断舌啐到地上。众人一惊，然后满足地大笑。

一个穿长衫的老者见父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哗啦啦地抖动一张套红的《扫荡报》，嘴里讲的是像外国话一样的粤语。旁边有人帮他翻译：“国军桂南大捷！就是那个叫什么中村来着，反正是个日本大官，先被击伤，后来被打死！国军歼敌万余人，了不起啊！”

父亲连忙接过报纸仔细看，上面说在桂南前线一个叫做昆仑关的地方，中国军队打了大胜仗，重创日军王牌第五师团，击毙日酋中村正雄少将。

一个操着湖南口音的男人欢喜地说：“打胜仗欲（如）同过大年！要是天天打胜仗，等于天天过大年啊。”另一个戴眼镜的白净男人也连连点头：“是啊是啊，近段时间已经打了好几场胜仗啦，长沙保卫战大捷，黄土岭击毙日酋阿部规秀中将，我看再打几场胜仗，准能把小日本赶下东海去！”

众人崇敬地听着。这些无论穿长衫，穿西装，还是穿破棉袄冷得瑟瑟发抖的中国人，眼神一律都好像久旱禾苗终于盼来及时雨一样放着光。胜利的消息就像雾都的阳光一样难得，所以上街游行的队伍络绎不绝，尽情宣泄着对国耻得雪的渴望。

父亲的血液也被点燃了，跟着长长的游行队伍走了一天，直到肚子咕咕叫才猛然记起学校还有一门考试，老庾也不知道哪儿去了。想到自己误了考试，父亲简直沮丧极了，等成绩单送到家里，他肯定逃不脱一顿“笋子烧肉”了。祖父张松樵出身贫苦，没有机会上学，因此格外看重子女念书。而且他奉行“黄荆条子出好人”的家训，一般调皮捣蛋、打架闹事的错误尚可宽容，但逃学旷课必为头等大罪，考试不及格或者脱考误考则无异于触犯天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