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兴汉会第四章兴汉会（第5/14页）

本来毕永年赴湘联络会党，即与唐才常协商确定，只是他不满于唐才常与康有为来往，而奉孙中山为领袖。所以唐才常也不便直接找毕，要拉林圭代为出面。由于唐才常戊戌后并未到湖南从事组织发动，只能提供一纸计划，而无任何实际准备。孙中山答应与梁、唐合作而非合并，他不会轻易将刚刚到手的组织成果拱手送人。他答应向林圭提供的，只是外部帮助，而不是奉上兴汉会的组织系统。

红叶馆送别会后，林圭当晚乘船前往神户，与田野橘次同赴上海。和他同时接到唐才常邀请的“尚有四人，十日前已先发”[50]。此四人应为李炳寰、田邦璇、蔡钟浩、唐才中。宋恕日记载：己亥十月，“晤湖南自东回田、李诸君”[51]。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称：“唐既有志于湘鄂，以林与会党素有关系，乃约林及秦、蔡、田、李等回国大举，复由林邀鄂人傅慈祥、粤人黎科、闽人郑葆晟、燕人蔡丞煜等相助。”林圭等人系高等大同学校同学，行动自如，而傅慈祥等分属成城学校、东京帝国大学和日华学堂，不能无故离校，直到次年暑假才归国参与自立军事。据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自立军之失败》记，林圭“偕行者慈利李炳寰、田邦璇、武陵蔡钟浩、长沙秦鼎彝、及才常之弟才中，共五人”。另据黄中黄（章士钊）《沈荩》：“己亥冬，林圭乃返国，偕之者五人，即李炳寰、田邦璇之流也。”[52]而秦力山《说革命》称:他于旧历腊月往天津，次年2月，经上海至汉口[53]，似不在同行之列。即使其余四人，所谓偕行也是大概言之。

林圭抵沪后，与唐才常、张通典相会，在唐的寓所住了一星期，然后与沈荩及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的田野橘次等一起出发赴湘。11月20日，田野橘次、唐才常、沈荩等曾在上海拜访白岩龙平，当是接洽赴湘事宜。[54]唐才常于1899年11月21日手书一函，托林圭带到汉口面呈东亚同文会支部长宗方小太郎，函谓:

兹有沈君愚溪、林君述唐拟与田野桔治君同往湖南，开办学堂、报馆等事。此举颇系东南大局，至为紧要。必须开创之时，极力冲破，以后举行诸事，自然顺理成章。[55]

此行的真实目的，三年后田野橘次在所著《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一书中予以披露:

湖南以长沙为首府，掘湘江之委流，帆楫殷阗，百货充斥，固支那革命之一大市场也。爰拟于此设哥老会之中央本部，以为革命之运动。惟哥老会名目，不可公然发表，而为满清官吏之所侧目，故使予开学校，并设新闻社，暗中盛为运动。

他们准备途经汉口时，知会张之洞，利用其为保护。不料“当时上海有日本愚物三人也，竟向予等之计画直开反对之运动，以阻挠之不使行”。所谓“三愚物”，当指白岩龙平、宫阪九郎和荒井甲子之助。据前引唐才常致宗方函:

顷悉白岩、荒井、宫阪诸君，皆于日内来汉妥商一切，务乞先生与数君子及沈、林二人公同会议，谋定后动，但求挟一必行之志，毋为浮议所移，湖湘幸甚，大局幸甚。

白岩龙平等人入湘，目的在于乘岳州开港之机，将大东汽船公司的航运业扩张到洞庭湖，进而与半个世纪以来未经欧洲列强染指的湖南全省直接联系，开发湖南的对外贸易，为将来与列强争夺在华利益做准备。这显然与田野等人欲在湖南联络哥老会密谋起义的计划存在冲突。

1899年12月1日，白岩龙平和荒井甲子之助从上海抵达汉口，与宗方小太郎、田野橘次等人会面。次日，宗方小太郎一行三人着中装由水路入湘，白岩龙平、荒井甲子之助等候宫阪九郎，定于4日启程。出发之日，沈荩、林圭“来见，并带与湖南朋友书数通转交”，田野橘次还到武昌码头送行。此行历时20天，归来后白岩龙平即赴上海，又返回日本，运动开发湖南航路。[56]

据田野橘次称：由于白岩龙平等人从中播弄，“因不能笼络张之洞，倘往湖南，则予辈之生命，恰如风前之灯，其危险不可言喻”[57]，林圭只好放弃原定计划。直到这时，唐才常与兴汉会的关系，仍是相当表浅的外在间接联系。误认为林圭等人一开始就以汉口为目的地，则不免夸大唐派勤王计划的组织准备程度。实际上，戊戌后唐才常只是短期回乡省亲，因遭顽固党纠集无赖围殴，即匆匆离去，并未与会党建立密切关系。[58]其主要的活动舞台是上海。

第三节　意外之果

田野橘次说：“予于湖南计画之运动既为三愚物所破坏，其反动之势力遂转而成两方面，一曰汉口之旅馆，二曰上海之正气会是也。”[59]这两方面都导致唐才常、林圭与兴汉会中哥老会首领的加速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