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兴汉会第四章兴汉会（第3/14页）

英杰聚同堂，诗酒记离觞。从今分别去，戎马莫仓皇。陈少白诗为:

温温其人，形影相倚。昔有书绅，今昧此意。

毕永年诗:

金石之交，生死不渝。至情所钟，题此襟裾。

柳秉彝诗:

将相之才，英雄之质，至大至刚，惟吾独识。

李权杰诗:

牡丹花伴一枝梅，富贵清闲在一堆。莫羡牡丹真富贵，须知梅占百花魁。

辜人杰诗:

负剑曾来海国游，英豪相聚小勾留。骊歌一曲情何极，如此风光满目愁。

张灿（尧卿，名光曦）诗:

久聚难为别，秋风咽大波。柔肠君最热，离绪我偏多。恨积欲填海，心殷呼渡河。如胶交正好，此去意如何。

谭祖培诗:

天假奇缘幸识荆，话别愀然万念生。感君厚意再相见，且将努力向前程。[34]

湘鄂会党首领多为粗人，而与会者除杨、李两位山主外，个个能诗，应是经过刻意挑选，以便与知识人居多的兴中会打交道。但这样一来，代表的权威性便要打些折扣。

兴汉会成立后，与会者分三路赴两粤、闽浙和上海，将结果向各地同志汇报。宫崎寅藏放弃了进入广东的计划，于10月21日与陈少白离开香港[35]，返回日本，以便向孙中山报告情况，呈献兴汉会会长印信。11月9日，舟抵横滨，两人径往孙的寓所。[36]善于把握机会的孙中山趁势逼杨衢云让出兴中会会长的位置。

广州起义前，兴中会内部两派曾就这一位置的人选安排发生纠纷，杨衢云虽然当上会长，在海内外的影响却远远不及孙中山，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国际社会，都视孙为首领。伦敦被难事件后，陈少白在日本《神户新闻》撰文《中国的改革》，称孙中山“是唯一具体把握局势，又具有能使民族更新的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的人”。谢缵泰即致函转载该文的《中国邮报》，声明：“改革派的领袖是杨衢云”，“孙逸仙仅仅是改革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37]这种名实不符与内耗的情况，不利于兴中会的活动和组织发展。孙中山的要求与杨衢云的让步，都是顺乎情合乎理之事。

第二节　维新派介入

兴汉会的缘起，与维新派也有一定关系。戊戌政变后，康、梁等一批维新人士亡走东瀛。孙中山屡次主动前往拜访，希望洽商合作事宜，均遭康有为拒绝。先此，1898年七八月间，东亚同文会的井手三郎等人与孙中山、陈少白、宫崎寅藏、平山周、犬养毅、中西正树、菊池谦让、神鞭知常等频繁往来，“商议联合各派力量”[38]，试图利用变法维新之机，加紧对华行动。因而孙、康合作也一度为日本人所关注支持。无奈康有为十分顽固，担心与反清人士交往，有损其忠臣形象，危及权力来源。早在政变前，他就因平山周是“孙文党”而不愿相见，并指责引荐的毕永年，令毕觉得“殊可笑矣”[39]。到日本后，康有为又因毕永年先访孙中山，且不赞成保皇主张，而“顿起门户之见，闭门不纳”。彼此的矛盾日趋尖锐。据说康因毕永年在某报播扬其阴谋，“益深切齿毕”，收买亡命，企图将其刺杀[40]，双方可谓势不两立。

然而，唐才常的介入使得关系复杂化。唐才常虽有种族意识，却对康有为十分钦佩。戊戌后，他力主起兵勤王，并希望联合各派势力大举兴师，游说孙中山接受两党联合进行的建议。孙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41]唐才常得到这一允诺，邀梁启超同向康有为进言。尽管后者固执己见，联合努力一再受挫，孙中山并未就此放弃。他一面与唐才常订约合作，一面努力争取梁启超。而唐、梁等人在合作问题上并不以康有为的顽固立场为然，比较热衷于联合。到1898年11月，兴中会与湖南维新派合作的计划即获得成功。

谢缵泰从1896年起就与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有所接触，洽谈过联合与合作。无论从宗旨的分歧程度还是声望的高下着眼，康有为都宁肯接受杨衢云而避开孙中山。在谢缵泰的劝说下，他表示赞同在维新工作中联合与合作。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等与兴中会的交往明显增多。湖南维新派与兴中会的成功合作，对于梁启超无疑有所触动。而孙、梁关系的发展，又对唐才常、毕永年的交往产生影响。

唐才常、毕永年二人的宗旨立场明显有别，因此杨衢云称前者为湖南维新派，而后者为湖南革命党。但两人都是谭嗣同的旧交挚友，政变后一勤王一革命，很大程度是要为谭烈士复仇还愿，实现其未竞夙志。同时，他们彼此也堪称生死之交。政变前夕，毕永年请康有为急催唐才常入京，与自己同担捕杀西太后的重任。仅此一事，可见两人肝胆相照的互信程度。毕永年虽与康有为反目成仇，对唐才常却深信不疑。而唐才常为实现大举计划，既要借重康有为的声望资财，又要依靠毕永年的会党武装，同时还要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以汪康年、叶瀚为首的江浙开明士绅等各种政治派别沟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