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兴汉会第四章兴汉会（第7/14页）

当时汪康年、丁惠康、叶瀚等人经济上均感拮据，维持生计尚可，出钱搞政治活动则心有余而力不足。财政优势不仅扩大了正气会的组织声势，吸引哥老会首领归附，也使林圭等人更加倚赖唐才常。因为财政困难恰好也是兴中会的一大弱点，很难在这方面展开竞争。师襄鼓动唐才常去香港筹款，目的之一就是在湖南组织机关，与汉口接应。他已被排斥于兴汉会之外，只能借助于海外捐款与旧日的同党沟通。

否认唐才常在正气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使得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难以解释。唐才常为人“深鸷”[68]，“固非轻卒[率]举事之人，常取沉重之态度，决不至为众人所煽动也”[69]。正气会事务又分为内圈外圈，唐才常主要关注内圈的人与事，以举兵勤王为职志。他虽与宋恕相识，但也知其为人怯懦，缺少胆识，不肯与之深交。两人自1899年5月23日在亚东馆结识，整整四个月后，9月23日宋恕致函梁启超时还说：“拂尘信不愧复生之友，但得见尚希，其深未悉”[70]，只能从唐才常所著《内言》中窥见其性情见解。唐才常当然不会因这种泛泛之交而出面联络。所以，争取宋的使命由汪康年承当。而汪与唐矛盾甚深，言语间自然多提丁惠康，使宋恕产生错觉。宋恕连正气会是否成立，具体何时成立亦不知其详，所记只可证实丁、汪的作用，而不足以否定唐才常。

“义群公司”和正气会的设立，形成长江流域革新势力联合大举的雏形，也奠定了唐才常等人在趁时而起的中国各派革新势力阵营的中枢地位。

第四节　天平倾斜

证实唐才常在正气会中的地位作用，可以说找到了正气会与兴汉会中哥老会首领联系的关键。正气会的目标，并非如公开文字所表述的，只讲“爱国忠君”，意在恢复清议。唐才常等人是要借此聚人筹款，密谋起义。领到邱菽园的三万金赠款后，唐于1900年1月“蓬蓬然归于上海”，并携归海贼数十人，计划一面由田野橘次率海贼入京，刺杀西太后，驱逐奸臣，“打碎北京政府”，一面率辜人杰等会党首领于“来月下旬，一举而屠南京，再举而略武昌”，“据长江之险，以图天下”[71]，内圈之事大张旗鼓。

唐才常在江淮地区依靠的会党，一是徐怀礼、张金山、宋刚涛、黄金满等地方豪强，二是辜人杰、杨金龙等驻防湘军将领。而辜正是结盟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之一。

兴汉会成立后，毕永年一度对在湖南发动起义满怀希望，他函告宗方小太郎:

弟因诸友牵帅，遂遽弃贵馆之委任而相随伊等至香港，鄙怀实所歉仄，幸先生谅焉。此间一切情形，高桥先生当已面述尊听，弟不赘陈，惟勉竭绵力细心组织之，以俟机会而已。然尚冀先生不忘畴昔之言，生民幸甚。

[72]正气会成立时，毕永年亦参与其事，这说明兴汉会成立前逐走师襄，主要是反映兴中会的态度。这种差异客观上为哥老会首领与唐才常结缘创造了条件。不过，毕永年对唐才常坚持忠君爱国，反对顽固党而拥戴光绪的宗旨强烈不满，与孙中山一样，他强调排满革命的重要性。而且他与康有为的关系势同水火，坚持要求唐才常改宗旨为排满非君，断绝与康有为的联系。唐才常坚不肯从。

参与兴汉会的会党首领本来与澳门保皇会有所联系，又接受康有为的赠款，转而事人，使毕永年大受刺激。他早与佛门有缘，起初不过剃发绝清，伪装和尚，后在香港邂逅同乡前辈释紫林，与结弟子之缘。[73]这时更愤而弃事为僧，易名悟玄，贻书平山周志别:

第惜吾中国久成奴才世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身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他声称：“日内往浙江普陀山，大约翌年华三月，由五台、终南而入峨嵋。从此萍踪浪迹，随遇可安，不复再预人间事矣。”[74]打算云游四海，老此一生。

毕永年出家入山，除了与唐才常及会党首领的冲突外，别有隐情。1900年1月26日林圭致函容星桥谈及此事:

知者以安兄之急于办事，一有不获，则不免于燥，而出此无益之为，然终无死心，必仍起而救世；不知者以安兄如此热肠，尚欲弃而为僧，其事必有因，则难免因而解体。[75]

个中原因，1903年秦力山写《庚子汉变始末记》为毕氏作传时，曾有所提及：“顾毕尝与兴中会事，其后亦卒不合。”[76]至于其中具体过节，1901年，秦力山在《国民报》上发表《中国灭亡论》，对保皇、革命两派均予抨击，显然是针对庚子之事而发。他指责“以颠覆政府自命者”为“老于世故者流”，逆知世界大势不允许改朝换代，另立新皇，“于是开创君主之念遂绝，乃阳袭民权革命之名号以自便其私图”。其证据是，华盛顿、鸦军阿度等倡革命求自立，不亡他邦匿异国，其人却“艰难风雨人尝之，而他日之万古隆名吾将一人当之”，“并非有公理公义之不容己而为斯民奔走者。其笼络人才，假仁假义，口是心非，则梁山泊宋江之替人也”。[77]这番话很可能是代毕永年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