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议会第三章中国议会

保皇会无疑是庚子勤王运动的要角，不过，勤王并非只是保皇会一家上演的独角戏。唐才常的战略目标由北上勤王转而南方立国，重要原因是南方党人不仅有联合之意，而且出现了联合之机。从正气会到中国议会等一系列组织的成立，体现了各派联合的共识。戊戌政变以后，内乱外患交乘，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在严峻形势的逼迫下，各种势力竞相登台，试图救亡变政。1900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议会（亦称国会），得到趋新各派的支持赞同，更具声势。只因国会的内外关系错综复杂，当时资料又付诸阙如，事后回忆则真伪莫辨，一直难以了解周详。

1929年丁文江等人为梁启超编年谱，辗转托人在杭州抄录了孙宝瑄日记中的有关部分，立即认识到这是关于国会“最详细、最忠实的叙述”。因为对此重大事件，“《申报》上没有一个字的记载”，询问当事人如张元济、狄平等，竟也“都不得要领”。[1]可惜抄录仅十余页，后来日记的己亥、庚子等册又不幸毁于兵燹，难以释读其中的人与事。有人视抄件为孤证，将信将疑，或依然引述其他回忆，而不以日记为定凭，订讹补阙。

19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井上雅二日记的发现和中国《忘山庐日记》《汪康年师友书札》《康有为与保皇会》《宋恕集》等资料的出版，使得有关史料大为充实，有关人事的明暗各面逐渐显现。一些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2]不过，因事出极密，当事人的函电大量使用隐语暗码[3]，所涉及的人事至为复杂，各方记述不一，加上后来人为因素作祟，阅读理解诚非易事，迄今未能充分利用。或者虽然使用，也难免各取所需。有的则为表面意思所迷惑，不能以公私明暗各种记载相互参证，读出史料所隐含的本相。在解读史料，考辨史实的基础上重建国会的历史，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庚子勤王运动，极为必要。

第一节　组织与人员

关于国会开会的时间、地点、次数等问题，汤志钧先生据井上雅二日记，做了仔细考证。[4]至于与会人数，7月29日第二次会议孙宝瑄与井上雅二所记相同，均为60余人。而7月26日第一次会议则孙记为80余人，井上记为52人，难以确认。国会后来在沪、宁等地继续发展成员，最多时达一百余人。[5]其中有名可考者为容闳、郑观应、丁惠康、温宗尧、陈锦涛（以上籍贯广东）、叶瀚、汪康年、汪有龄、汪立元、孙宝瑄、胡惟志、宋恕、张元济（以上浙江）、唐才常、沈荩、张通典、陶森甲、唐才质、林圭（以上湖南）、丘震、狄平、马良（以上江苏）、吴保初、孙多森、孙多鑫（以上安徽）、赵从蕃、文廷式、陈三立（以上江西）、严复（福建）、龙泽厚（广西）、戢元丞（湖北）、宋伯鲁（陕西）、王照（直隶）、沈士孙（江西）、李学孝（不详）。另外沈兆祎（江西）、伍光建（广东）、周善培（四川）、陈季同（福建）、方城、蒋新皆、王修植、夏曾佑（以上浙江）等可能入会。章炳麟（浙江）、毕永年（湖南）两人开始入会，后分别因故退出。而康有为等保皇会首领，虽在海外，显然被列入会籍。[6]

国会第二次会议时，章炳麟提出不准满蒙人入会。其所排之满人，据他的《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

或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虽在满洲，岂无材智逾众，如寿富、金梁其人者。不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口言大同而心欲食人，阳称平权而阴求专制，今所拒绝，正在此辈。[7]

似非意指光绪。寿富受业于张佩纶、张之洞，“治经不局汉宋，惟是之程，论天下大势，以力泯满汉畛域为先”[8]，曾与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起知耻学会，主张变法，令天下维新人士刮目相看。[9]政变后他与张謇谈，告以“康、梁盖我政府尊奉而保护之也”，张以为“甚当”。[10]庚子联军陷京，拒降自缢。梁启超称：“宗室寿伯福太史富，可谓满洲中最贤者矣。其天性厚，其学博，其识拔，爱国之心，盎睟于面。乙未秋冬间，余执役强学会，君与吴彦复翩然相过，始定交，彼此以大业相期许。”[11]

世为杭州八旗驻防的金梁（字息侯）与国会确有直接关系。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将他列入该会文事会员表，称:

戊戌己亥期间，与唐才常在沪相识，意气尚洽。戊戌政变后秋祀孔子，约同人会祭于杭州。是日先到者为唐才常、沈荩，自沪来会，密议结合会党，起义救国。息侯为介绍青帮首领张啸林，是为联络青红帮哥老会之始。初以孙中山先生力持排满，不能明合。及容闳博士自美国回沪筹商，主张团结力量，绸缪国是，而孙、唐合作之议始定，盖合君宪、革命及哥老会青红帮而为一也。自立会将起义，唐本约息侯同赴武汉，赞政事，旋以他故，请息侯留守上海，帮同照顾后方事务，得免于祸。……以余所知，满人有意勤王，亦不反对革命，除息侯外，实不多见。[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