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保皇会的勤王谋略（第4/21页）

这时保皇会自觉实力有限，总体战略虽以直捣京师为目的，但具体行动方略还徘徊于第一阶段的取粤或取桂，作战意图只决定夺取武汉后顺江而下攻金陵，下一步行止则无定议，直捣北京恐兵力不敌荣禄的武卫五军，又担心俄、英、法等国趁机插手干涉；“若先画江以待力足”[30]，则光绪危在旦夕，难以救急。为了摆脱两难境地，梁启超托人与柏原文太郎、犬养毅协商：“我师若得武昌或南京之后，隈、犬之力能使日政府出而代我胁和，使还我皇上否？”[31]以勤王军为倚靠，而引外强为奥援，双管齐下。

关于正月发策后的战略方向选择，康有为后来对梁炳光解释道：所定专意湘桂之策，

足下南来时，亦曾谋告，而足下以为然，岛公亦然之。不幸孔青南关事泄，故迟延少有支离。至五月时薄伐不成，仆又决策，主将所有人才饷项兵械，尽从事于西。故五、六月前，凡林玉之将才、子盈之客人，所有请饷欲办惠事者，皆不发，盖欲聚而致力于西也。[32]

实则决定向西，与广西人士的要求关系密切。5月底，唐景崧派人到新加坡与康有为联系，请约期发动。[33]唐自1897年在康有为的协助下举办团练于桂北[34]，这时已与王庆延、王颖祁、王第等人在郁林、浔州、平乐等地设立根据地。[35]康有为认为，广西方面“一有小山坐镇，滇、黔皆来，一有版筑，一有廉之商务，一有思恩之康四，其余尚甚多”。“若能西栈开张，大做鄂湘生意，真天赞也”。[36]恰好在日本购械之事也峰回路转，联系到大批旧枪。于是，6月2日，康有为下令改变战略方向：“拟百事捐弃”，“一以全力、全饷、全才注西；一以全饷购械，成西事。但得五千洋枪队，数万附从人，大事成矣”。[37]其实，前此广东办“刚事”，目的仍在广西，“原以候刚事如何，乃专定西栈”。为避免再度坐失良机，康有为反复强调：“但吾视西事最重，故欲尽所有人才，全付之耳。”[38]

针对“北机极好”，江淮徐怀礼、山东大刀王五又率部归附，长江中下游联成一片的局势，康有为制定出相应的完整方略，由陈翼亭、区新、陈紫瀛、傅赞开、叶湘南、李立亭、陈廉君、康四、林玉等九人率兵改装，由粤入桂[39]，以陈翼亭正军加上版筑劲旅为前锋，与梧州陈廉君所部合兵袭取桂林。届时广西各路伏莽“已全归我牵制”，驻桂清军唯一可调之兵为戍边的苏元春部，鞭长莫及，由唐景崧驻守桂林，正军“大声勤王之师以收桂省”。随即陈、区、傅、李各军分梯队经全州趋袭长沙；另遣陈廉君统领后军收柳州、大黄江，集款购械，接济长江，攻略广东。同时令康四出而骚扰，牵制粤军来援。唐景崧招抚桂北湘南会党万人成立后队，亲率入湘接应，担任统帅，坐镇中军。这时湘鄂两省清军兵力或分散或单薄，在黄忠浩所部防营及新党志士的内应下，破长沙，下武昌，策反长江沿岸各部湘军。接着，勤王军以两万装备优良之精兵，数十万附从，长驱襄阳，冲入直隶，山东大刀王五、镇江徐怀礼部亦分路北上，趁清军腹背受敌，一鼓攻破京师，完成勤王大业。[40]

按照这一详细的用兵方略，起于南关，经桂、湘、鄂、豫、直进入京师的陈翼亭正军，乃是勤王主力，而广东、长沙、武昌、江淮、山东等地，则是响应之师。

为实现上述计划，康有为重新调整部署，他力劝邱菽园“不办闽生意，专做西生意”[41]，将原定用于福建的5万元改办西事，以后又争取邱在捐款10万元之外，再借款10万元捐赠；变散财招伙，聚人为上的办事方针为全款购械，因械得人；指派与黄忠浩、熊铁生等湘籍人士熟识的叶湘南、韩文举随正军兼管粮台，让欧榘甲任文书；等到因家事暂归的陈翼亭、丘逢甲复出，以及完成购械运货，即于6月底正式发动，“备十八日粮交羽异。凡港中各雄各才愿往者皆宜同行，扫地卷众袭桂，速即举事”。“诸将全行，诸众并上，必取之也。”[42]大有破釜沉舟，灭此朝食之概。

第二节　东西无常

6月中旬，北方形势骤变，联军开始水陆进攻。清廷于6月18日急电李鸿章北上。虽然李借故拖延，保皇会得知的消息却是“北乱李行”。李鸿章的生死去留，一直是影响保皇会广东方面行动的要素之一，开始试图以暗杀除去，以后又一度计划“得省城不必戕肥贼，但以之为傀儡最妙”，借以收示人文明，“寒奸党之心”[43]，易办外交，安静地方等四利。

6月初保皇会全力向西，但仍留连于东，派眼线住关房，“打探实真（二九）情形，若必不能，则专西事”；同时继续要求澳门总局对“刚事必极力招呼”。[44]康有为所发指令表明他依然举棋不定，既要求“先将全款办翼军事，一文不留，一事莫支”，“聚精神，聚全款，聚人才，专应翼军，赶速应之”，又声称：“军事难定，原难遥制，汝等可相机酌之。若廉处一举，当此人心，可四处应，如火燎原，惟今之时为然。如此，又不必泥翼之一军耳。或粤中可取，则先图之。计二九当此必大动心，或可为也。”[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