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保皇会的勤王谋略（第2/21页）

1899年7月，保皇会在加拿大成立，对遍布全球的华侨社会进行政治总动员。这时清政府表示出一些复行新政的意向，令康有为看到一线曙光，于是发动各地华侨要求撤帘归政，同时继续以勤王名义在海外鼓动筹款。1899年10月2日，他告诉准备游说全美进行筹饷的华侨人士，内地已聚兵70余万，

勤王之举，汲汲欲行。方今西后病危，荣禄与庆王争权，万一有变，中国立亡，故今日救火追亡，未有所急，所以待之者，专待饷耳。美洲多富商，若有愿为国出力者，封侯之赏在今日，望劝之得千数百万，乃可举动。[6]其实这时保皇会在国内准备用于武装勤王的人马尚未联络妥当，许多不过还在计划之中。

倡议勤王的唐才常决心为谭嗣同复仇，他绝不指望以西太后为首的清王朝能够主动改邪归正。在与康有为等人约定武力勤王之后，他回到国内，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从事组织联络。1899年11月15日，唐才常向康有为报告其活动的成效，并提出政略方面新的建议:

去秋匆匆拜别，数月之内，奔驰粤桂吴楚间，未得一当，以慰慈廑，愧悚不可言状！惟幸南方党人日有联合之机，类皆摩拳擦掌，隐伺时变，以图大举，且彼中智识亦渐开拓，其机有五：一渐知尊王之义。二减其仇视外人之心。三欲得吾辈中人主持其事。四湘粤之气日通一日。五于改革主义渐能相容。似此情形，将来必有可大用之日。惜手中支绌异常，不能大施鞭策，为可惜耳。然此等南部联合之机关，实为他日安内攘外根本，或吾圣主万一不讳，即不计成败而用之。而此时欲行尊王之实事，则究当以多购死士伺衅京师为主义，惜常等于北方情形太不熟悉，左袒为刘，夺门复辟，徒悬其事于心目，而无下手之地，未审夫子有何方法能用燕赵健儿否？然现在用力于北，以行尊王之实事，与用力于南，以为立国之根基，二者并行不悖，似分实合，均宜竭全力以图之，而宗旨归本于变法改制，以救我四万万黄种之民。何者？天下未有无大党会而能倡发大难，以树非常之义者，即未有不因人心易于趋向之鹄的，而能驱策天下以收旦夕之功者。尊王者，中国二千年来国民脑性最合之质点而驱策之易为力也；社会者，今日无政府党即异日之大宪政党，而奉我皇上为社会领袖，以除去天下之公贼也，一顺天下之自然，一以萃天下之豪杰，如是而数千年来之秕政寙制，可得而次第更张矣。……于此而多遣死士，乘机救上，外协舆论之公，内寒奸雄之胆，归政之期，或不远乎！若夫社会既立，权力恢复，至于事机决裂之会，从容举事，进可以勤王而清君侧，退可以植国而结东邻，而其要在使人人开其独立自由之性质，以为无理压制者之大抵力，而后可以自存于二十纪世界中，故曰二者并行不悖，似分实合，均宜竭全力以图之者也。

是函末有“余事云樵一一代禀”[7]，则其时唐才常应与梁启超等人讨论过合作大举的计划。商议的结果，尊王不过手段，自立才是立国基本，即使光绪不讳，也可以赖此安内攘外。这与康有为一味寄希望于光绪复辟不无区别，而与梁启超、欧榘甲等江岛结义一派乃至江浙维新士人如汪康年的认识相通。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正值兴汉会成立，红叶馆送别，正气会筹组之际，“正气会之宗旨，以纠合爱国正气仁人君子为主，此虽空空漠默之主意，然欲集结全国之同胞，运动革新之大业，不得不宽其区域，广其界限，以其合群”[8]。唐才常正是有了合群大举的基础，用力于南北的分别，才将专意湘桂改为经营六省，因为湘桂是北上勤王的要道，而六省则是南方立国的根基。康有为说唐才常支持其战略决策，未免曲解人意。

康有为对清廷所抱的万一期望自然会破灭，盼来的是当朝执政不断加紧迫害维新势力，密令各地搜捕保皇会成员及其亲属。1899年12月20日和1900年2月14日，清廷两度发布上谕，悬赏银10万两捕杀康、梁，又于1900年1月24日宣布立新储。保皇会明白双方的矛盾已至生死存亡，感到危机日迫，时不我待，非速以武力大举，不足以救燃眉之急。1900年1月底，康有为离开香港，移居新加坡，为了便于其遥控指挥内地的勤王行动，保皇会在澳门设立总局，“以便办事”[9]。

康有为所说的“去年决计用兵”，具体而言是“自正月发策”[10]，即1900年2月才决定用兵方略。按照唐才常的设想，长江、珠江应同时起兵，而后者由保皇、兴中两会共同发动。康有为否决了这一计划，另行制定了一套两广起兵，袭湘攻鄂，席卷长江，直捣京师的战略部署。其基本方针，如所定《勤王行师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