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保皇会的勤王谋略（第6/21页）

在这一战略框架内，梁启超与康有为讨论举兵时后者应入何军，提出开府于广州、武昌或金陵的选择。长江流域分为以上海为基地的唐才常和以汉口为基地的林圭，其计划原不限于湘鄂，除安庆、芜湖、铜陵外，由于哥老会首领辜人杰等随湘军移防南京，以及盐枭徐怀礼来附，唐才常等又将势力扩展到南京、镇江、扬州。梁启超与唐才常、狄平商议：“若用虎威，两公入虎穴与否，是一大问题。”不入则事权全在彼辈，而彼不解文明举动，必坏大事；即使小成，也难以控制。入则势孤力单，难以接应。“然两者比较，似入之较为害少利多”。如果徐怀礼与湘鄂的杨振鸿、李云彪能够团成一军作为正兵，梁启超建议唐、狄二人以一人入之，一人在外观察接应，并建议入军后简其勇诚者练百人作为亲卫。[64]

徐怀礼字宝山，绰号徐老虎，庚子年仅35岁，丹徒县南门内人，向开竹店生意，因犯抢案被当局捕获，逃脱后投入盐帮，聚众万余，私盐船700余号。1899年6月20日在七濠口设立春宝山堂，将素来争斗不已的青红两帮统一麾下，“时假仁义煽结人心，赈济贫民，收纳亡命。凡营中弁兵被革者，该匪必罗致之，或以资财恤其家室，或派盐船使其管驾，顺之则生，逆之则死”。1900年2月，“忽来二人到七濠口与徐怀礼说话，自言系康有为一党，闻徐怀礼是个英雄，前来相邀，如愿合伙，即与他同到广东香港见康有为商量，银子军火皆是现成。闻徐怀礼已派郑大发与康党前往探听虚实，至今未回”。[65]

康有为决策用兵后，徐怀礼居然别出心裁地致函江苏巡抚鹿传霖，义正辞严地加以斥责，并通告其准备举兵勤王的计划，函谓:

鹿兄阁下：盘踞贵治久矣，恨不得一睹尊范为结。足下赫赫重名，当此巨任，而以苟且禄位，因循时日，坐视荣禄等窥窃神器，挟太后以驭天下，而囚我圣皇，独不闻主忧臣辱之义乎？仆一介武夫，目不睹诗书之陈迹，然窃信君臣二字之义，较公等为稍明者。且吾与子有何仇雠？公等联络二凶，甘心弑主，非仆之所与闻也；而遽加仆匪名，若必得吾首而甘心者。仆具有天良，不忍坐视皇上罹戾太子之戚，已定于秋间整我六师，会师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枭奸宄。大丈夫作事光明磊落，况救吾圣主乎。特此布闻，附呈谕稿。

所附谕稿为以“两江两湖兵马大元帅”名义发布的告示，宣称:

本帅近奉光绪皇帝密诏：朕自戊戌八月以来，坐受太后凌辱幽禁，惨无天日，其各奸臣荣禄、奕劻等，尤狼子野心，忘恩反噬，日日以谋弑朕躬为事。尔军民人等世受国恩，各有天良，亟宜戮力同心，翦除奸党，以救朕躬。将此通谕知之。为此特布告两江两湖豪杰之士，速速遵诏行事，约于本年秋间，听候本帅军令，即率本部人马会师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奠国基，尔公尔侯，爵赏在即，河山带砺，决不食言。若犹执迷不悟，坐失事机，滔天祸起，玉石同焚，悔不可追。

徐宝山此举，不无蹊跷，等于将自立军的举兵计划公开。当局开始打算“密寄责成江苏皖鄂各督及李秉衡并请交片奴才转饬张春发、陈泽霖二军，不动声色，设法擒拿”[66]。因为当地“水陆各营多受匪贿，暗通消息，长江水师尤甚。惟此两军新募之众，设有事端，可期得力”。荣禄接报，认为“不便令其办理徐匪，恐祸激酿为患”。鹿传霖鉴于“该匪党羽甚众，消息极灵，历年贩私，获利甚厚。以多贿勾通营弁，以小惠要结人心，与各枭争利互斗，杀伤甚多，皆投之江中，无人报案。近复向洋行私购精利快枪数千枝，情殊叵测，隐患实深”，决定“不时侦探，其赴香港沟通康逆之事究竟如何，并密遣妥人，许收重赏优保，授计歼之”。[67]

6月，张謇得知大沽口失守，拜见刘坤一献策招抚徐怀礼。[68]据井上雅二“从徐的部下一个姓熊的人那里得到的消息”，“徐老虎的降伏是一时的计策。随时行动的准备工作已就绪”。[69]但是徐反复无常，诈降变成倒戈，反而协助清军破坏自立军的行动，唐才常等人不得不舍弃江淮而专注于湘鄂。

自立军失败使保皇会士气受挫，随之而来的严防搜捕又加大了再举的难度。不过，保皇会人力物力集于两广，并未伤着元气。康有为虽然痛感“大功未成，元勋先陨，失我良将”，仍坚持发动，甚至为各地会党蜂起勤王的传闻所鼓舞。9月间，他在家书中不断提到：“得上海电来，知长江上游三处起，下游六镇即发，麻城大军入河南迎驾。”[70]“幸麻城一军有十万人北上迎驾，又湖南藩司锡良所带伪勤军为我所袭，力颇厚矣。今变为第二队之勤，若天相助，可望成也。”[71]“长江有人卅万，今下游尚有大力，即决日再起，北上入晋矣。广西亦有布置。”[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