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朕于天下，无所亏负，汝等可知（第6/6页）

两年以后，鱼保家又迎合武则天“欲大诛杀以威之，盛开告密之门”的心理，设计了这个新产品。不用说，武则天很中意，买断专利。这位侍御史之子脑筋相当灵活，转变也够迅速。学有所长，术有专攻，鱼保家会搞设计。但他就不懂成语，尤其那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就在他制作的铜匦里，有一封来信是告他的，当年为李敬业做兵器，杀伤官军甚众。

鱼保家被搞得没脾气了，史书用“遂服诛”三个字，就让他从地球上彻底消失，其父鱼承晔也被贬为仪州司马。

鱼保家设计的铜匦，分为四格，收受天下表章，一旦投入，无法收回，只有武则天可以拆看。 

东方为延恩匦，想求个一官半职的人可以把自己的马屁文章投进去自荐。

南方为招谏匦，接受人们对于朝政和时事的谏言，有些话可以说，有些不可以说，分寸自己把握，后果自负。 

西方为申冤匦，喊冤者专用信箱，有冤诉冤，有苦诉苦，太后给你做主。 

北方为通玄匦，鼓励人们为朝廷出谋划策，有治国良策别憋在心里，憋坏了身子事小，耽误了国家振兴事大。 

这种类似邮局信筒分本市、外埠两口投信，以利分拣的办法，能够较快地区分效忠信和举报信，然后用特快专递送达武则天，不能不说是一种创见。

后世有人简单地将其称为告密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告密，或称上变，古已有之。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颁算缗令，对顶有隐匿财产不报或报而不实者，准许别人告发。告发者将被赐予没收财产的一半。这时候的告发是一种经济性的，而隋唐之际的告密是政治性的，被告通常是朝廷官员，被告发的问题通常与谋反有关。

贞观年间，发生了奴告主的现象。太宗李世民不喜欢这种现象，他曾对侍臣说，奴告主的行为是不可取的，是大恶之行，必须禁绝。如果今后再发生这种事，不需经过官府受理，直接将告发人斩杀。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太宗李世民出征高丽，到达定州。有人向西京留守房玄龄告密。房玄龄问他：“你要告发谁？”来人说：“就是你。”房玄龄不再追问，派人把这个人送往定州。太宗听说有告密人要来，说来人一定是告房玄龄的。告密者到达以后，果然是告发房玄龄的，李世民立刻将此人腰斩，并封了两把刀，交给房玄龄说：“以后如果有类似事件，你把来告密者腰斩好了，不必送来我处。”

在太宗李世民看来，告密的内容是以下犯上的谋逆之罪，而告密本身同样是以下犯上的忤逆之行。如果让告密者一再得逞，那么就会导致以乱治乱。对于一个政治生态和谐的帝国，告密显然是不可取的。

武则天大兴告密之风，主要是为了“媚众”，取媚士族地主。武则天的本意是希望以匦检制度广开言路，掌握民情动向。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发生了质的转变。

自从李敬业谋反后，武则天就怀疑天下人都在找机会对付自己。加上自己忙于政务，忙着与面首们颠鸾倒凤，李唐宗室和大臣们内心不服，她掀起的清算风暴不能刮一阵就消停，要常刮，刮得天地变色，血雨腥风。

她要造成一种人咬人、人咬狗的大乱之象，大乱方能大治。扬州事变之前，李敬业的叔叔徐景文派人到东都，揭发李敬业的谋反活动，其实这也是一起告密事件。扬楚事变中，刘仁轨托姜嗣宗带表疏与武氏，说嗣宗知反不告，也带有告密性质。但这时的告密风气还没有完全形成，广大的下层告密者还没有被发动起来。

在武则天看来，要把广大的下层告密者发动起来，则必须使告密制度化，同时要解决告密者的政治待遇。告密者的目的，往往是想从中捞取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