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恭贺新年（第4/15页）

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

王家烈十分清楚，如果中央红军真的进入了贵州，那么，共产党要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势单力薄无以抗衡，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必定会以追击红军为借口跟着进入贵州，自己流离失所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忧虑中的王家烈想到了“三省互助联盟”，于是他急忙与陈济棠和白崇禧联系。联系的结果是：白崇禧答应桂军派出两个师位于黔南都匀、榕江一带策应；陈济棠答应粤军派出一个军位于桂北柳州一带策应。陈济棠和白崇禧都说：“若再远离各自的省境，自己的后防就会空虚。”

王家烈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旬，当中央红军已经到达湖南南部，正继续向西行进的时候，王家烈在贵阳召开了第二十五军和贵州省政府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堵截可能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具体部署是：乌江以北防务由侯之担部负责，乌江以南防务由犹国才部负责。为了不得已时能够迅速向广西方向靠拢以得到支援，王家烈自己担任了防守贵州东南部的指挥。

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即黔军，总兵力为十二个旅。

就在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在通道讨论红军行进方向的时候，王家烈率领第二十五军军部到达了贵阳与镇远之间的马场坪，那里的一户人家的厢房成了黔军的前线指挥部。王家烈在这间厢房里召开了军事会议，黔军所有的军、师两级长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划分防区、协调作战和补充供给等问题上进行了一番争吵，但是吵来吵去并没有令在贵阳制定的防务计划有多大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会议气氛：在贵阳的时候，中央红军离贵州还远，黔军将领无不表示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意肝脑涂地不惜一切与红军作战；可是，现在红军近在眼前了，各路军阀却纷纷表示绝不能与红军硬拼，应该或追而不堵，或堵而不打，或打了就跑，或让路通行。尤其是听说薛岳率领的八个师也要进入贵州境内时，所有的黔军将领都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对中央军留上个心眼儿……

散会之后，王家烈把几个心腹师长留下了。心腹们秘密分析的结果是：中央红军虽一路西进，但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占据贵州的意思。因为目前所有的情报均显示，红军前进的方向并不是省府贵阳，而是贵阳以北。难道红军有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企图？如果真是那样，黔军有什么必要在贵州境内与红军打仗呢？让他们过去好了。最令人担心的倒是尾随着红军的薛岳的那八个师，听说他们已经接近贵州边界了。

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以待观望，再做图谋。

王家烈所不知道的是，共产党中央红军即将进入贵州，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正向贵州集结，由此将导致中央红军与薛岳的中央军和王家烈的黔军在贵州的穷山恶水之间发生一场血战。他更没想到的是，这正是希望中央红军离自己的地盘越远越好的粤军和桂军万分高兴的事。为了表达他们抑制不住的兴奋之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类似“请战书”的电报，措辞与仅仅十天前白崇禧为湘江一战给蒋介石发出的那封充满狡辩与讥讽的电报判若两人。这封请命出兵的电报文辞华丽，慷慨激昂，读来颇有点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架势：

南京中央党部、五中全会、广州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会、国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长汪、军委会蒋委员长钧鉴：

共匪朱、毛正突围西窜，号称十万，气焰紧张，天诱其衰，是我军最好歼灭之机会。途次信丰、安息、铅厂、城口、仁化、延寿、九峰、良田、临武、下灌、四眼桥、道县、洗砚圩、桃川、四关、文市、新圩、苏江、界首、寨圩、珠兰铺、宝洛冈、石塘等处，经我湘、粤、桂各军节节兜剿，计已歼灭过半。计凭隅匪众约五万人，转向湘、黔边境，所过之地，焚毁掳掠，庐舍为墟，非各路大军继续追剿，不能根本肃清，若任其转黔入川，会同萧、贺、徐匪，则共祸之烈，不堪设想。盖川、黔两省，卵谷西南，山深林密，形势险峻，远非赣、闽无险可恃之比，若不趁其喘息惶恐未定，加以猛力攻剿，则匪众一经休养整顿，组织训练，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南向足以扰乱黔、桂，影响闽、粤，破坏东亚和平，危害友邦安宁，而党国民族之危亡，更将无从挽救。济棠、宗仁、崇禧等，迭承各方同志奖勉有加，亦应当仁不让，继续努力，窃以为共匪不除，国难未已，一切救国计划，皆属空谈。粤、桂两省军旅，素以爱国为职志，拟即抽调劲旅，先组编追剿部队，由宗仁统率，会同各路友军，继续穷追，以竟全功。如蒙采纳，即请颁布明令，用专责成，并请蒋委员长随时指示机宜，俾便遵循。除另派专员面陈一切机密外，谨此电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