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恭贺新年（第3/15页）

队伍向敌情并不严重的贵州西进，没有必要的大行李已经统统扔掉，红军官兵们走起路来轻松了许多。小红军们休息的时候开始重新玩他们在中央苏区时经常玩的游戏：大家围成一圈传子弹袋，一边传一边鼓掌，掌声停止的时候子弹袋传到了谁的手里，谁就在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抽签，然后回答抽到的军事的或是政治的问题。若是没回答对，就得出个洋相请别人回答；要是回答对了，就会得到奖励，奖品是几粒花生米。小红军们玩的另一种游戏是“打蒋介石”：把几根木棒竖起来，然后拿一根长棍子在十几米外的地方扔过去，看谁将竖着的木棒打倒得多。重新上路的时候，小红军们唱起了歌：“白军兄弟，我们是红军，彼此都是穷苦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请你老哥下决心。”

听着歌声，走在路上的王稼祥对少共国际师师长萧华说：“还是年轻好啊，不知道忧愁。”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很快越过省界进入了贵州。

一九三四年的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贵州最贫苦的山民被称为“干人”，红军总司令朱德对这个称呼的解释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完全被榨干了。”这些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缝中劳作的人衣不蔽体，目光呆滞，唯一的栖身之处是茅草搭盖的窝棚。贵州的财主和军阀以挥霍和奢侈著称全中国，他们囤积着大量金银、鸦片、盐巴和枪支的房屋高大华丽，如同一座座坚固的城堡，高耸的屋檐尖角弯刀一样翘向阴沉的天空。他们的军队由步枪和烟枪装备起来，对付省内的“干人”凶恶无比，对外作战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除了盛产鸦片，贵州是中国西南部的贫穷省份之一。

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时年四十一岁。十九岁时，因为感到在富裕人家当家庭教师地位低下，王家烈加入了贵州陆军步兵第六团，成为一营三连的一名列兵。他参加过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从列兵的位置一直升迁为连长。当他成为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后，一九二七年奉命率部进入湖南进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但是，他的部队还没与起义的农民军接触上，就和湘军先交上了火。王家烈的黔军孤军深入，左右无援，屡屡失利，最后屈辱地返回了贵州。一九三〇年王家烈再次奉命率部进入湖南，配合中央军“围剿”湘鄂西根据地，结果因为“出兵积极，会剿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湘黔边“剿总”司令。他的部队不但驻守在湖南的地盘上，还每月从蒋介石那里领饷三万，湘军首领何键也不得不每月向他支付军饷两万。这一年的十一月，王家烈出席了国民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从此和蒋介石、何应钦、张群等国民党大员拉上了关系。依仗着这种关系，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一九三二年春，王家烈兴师动兵直取贵阳，打赢了争权夺利的省内战争。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他为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自此开始了他对贵州的全面统治。一九三四年八月，王家烈协同桂军与贺龙的红二军团和萧克的红六军团作战。十月，他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离开瑞金西进，有进入贵州的趋势，要求黔军“择要堵截”。

王家烈和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微妙。在贵州地面上，王家烈看上去是绝对的统治者。但是，由于贵州各路军阀内部争斗剧烈，因此在贵州地面上实际形成了几股互相牵制的势力：犹国才部割据盘江地区；侯之担部割据赤水、仁怀、习水和绥阳等县；蒋在珍部割据正安、沿河等县；而王家烈真正能够实施统治的区域仅仅是贵州南部和东部的十几个县，他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也仅仅只有两个师又五个旅。那些割据在贵州各方的军阀口头上都拥护王家烈主席，但是王家烈主席根本无法调动他们的一兵一卒。蒋介石在支持王家烈统治贵州之后，又暗中支持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以利用军阀的势力牵制、削弱王家烈，使他无法扩展自己的军事实力。蒋介石在等待着由中央军吞并贵州的最终机会。为了既防共产党又防蒋介石，同时在贵州的各路军阀中取得军事优势，王家烈一直做着倒卖鸦片的生意，即把贵州出产的鸦片大量运到两广地区，以换回黔军需要的武器。随着与两广军阀的往来深入，王家烈和与他有着同样心情的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企图联合起来暗中与蒋介石抗衡。但是，粤桂黔的联盟关系很快就被蒋介石知道了，王家烈自此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心头恨。虽然表面上蒋介石依旧对王家烈褒奖有加，但是王家烈明白这只是时机未到，一旦时机成熟，蒋介石定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置于死地。